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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书评:《华尔街恶犬》

本书对1933年皮科拉听证的重要性或许有些许拔高,但读者看完此书后可能会发现,如今的调查不过是对皮科拉听证的苍白模仿。

《华尔街恶犬:费迪南德•皮科拉的大崩盘调查怎样永远地改变了美国金融业》(The Hellhound of Wall Street: How Ferdinand Pecora’s Investigation of the Great Crash Forever Changed American Finance),作者迈克尔•佩里诺(Michael Perino),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定价27.95美元,352页

1933年,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对华尔街的秘密展开了为期10天的调查,这场著名的调查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美国参议院办公大楼301号房间,“纽约最杰出的交叉询问律师”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债券承销商”之间的重量级对决,有一位英雄、一条恶棍和一百万受害者。这在打击金融欺诈方面给政府上了一课。现在这个故事有了一位理想的讲述者——迈克尔•佩里诺(Michael Perino)。这位法学教授仔细研读了各方面的笔录和档案,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细节。

1933年1月,在纽约股市大崩盘3年多后的一个周日,参议员彼得•诺贝克(Peter Norbeck)致电皮科拉寓所,希望在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就职前,为参议院银行业最后六周的调查找到一名替补人员。当时,皮科拉还是一位没有名气的律师和政治方面的私人侦探。直到那个周末以前,诺贝克都没有听说过皮科拉的名字。

虽然工作范围有限,月薪只有255美元,但皮科拉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他对市场不甚了解,但他认为,哪怕对一位富有银行家的公开质询只有几天,他就能名声大噪。他连夜登上了去往华盛顿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审阅档案。

皮科拉瞄准了花旗银行(City Bank),今日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前身,并向改行董事长、即将远赴欧洲为墨索里尼(Mussolini)提供外汇政策建议的查尔斯•E•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发出了传票。米切尔是这个故事中招摇的恶棍,他一面给自己发着相当于现在5亿美元的高薪,一面逃税。皮科拉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花旗银行和米切尔欺骗了股东和客户。

通过充实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佩里诺构建了英雄对恶棍的紧张关系。米切尔来自波士顿郊区,而皮科拉是意大利移民;米切尔在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舒适的童年,毕业于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而皮科拉不得不放弃奖学金,辍学帮补家用;“阳光查理”(Sunshine Charlie)米切尔在奢华的银行家俱乐部(Bankers Club)侃侃而谈,而“费迪”皮科拉却在参加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的政治集会。

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贯穿全书的阶级紧张关系这一更广泛的主题相辅相成。在书中一段出彩的描写中,皮科拉首次前往下城造访花旗银行,变成了一次直抵纽约市萧条与绝望中心之旅。皮科拉离开他在河畔路(Riverside Drive)的寓所时,看到“大量露宿街头的人蹲在路边,一直向北延伸了近40个街区”。一路上,他见到“烂尾办公大楼巨大的空壳”,“在哥伦布环岛(Columbus Circle)和时报广场(Times Square),军车和送报车奉命肩负起供应热汤的职责”,“廉价的非法小酒馆里,只要付得起一杯酒钱就欢迎客人睡在满是锯末的地板上歇息”,中央公园里“有200多个废木料和罐头盒制作的棚子,经常见到棚子的住户把在公园里逮到的鸟烤了吃”。

皮科拉抵达下城时,佩里诺笔锋一转,开始描述米切尔和他妻子同一时期的情景:回忆女儿丽塔(Rita)在塔西多帕克(Tuxedo Park)秋季舞会上的初次亮相,回忆自己在第五大道(Fifth Avenue)宅邸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晚餐舞会。仅仅提到丽塔的白色银光缎晚礼服,就足以让读者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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