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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FT共进午餐

与迈克尔•摩尔共进午餐

美国纪录片电影制片人摩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作弊游戏”。在这个游戏中,400名最有钱的富翁控制的财富,比半数美国人控制的都多。

“当我想起劳动节时,我会想到中国人,你呢?”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发来这样的信息,暗示我在顺利楼(Shun Lee)订位子,它是一家位于上西区的餐厅,距离这位纪录片电影制片人在纽约的公寓很近。于是我打电话,接待员在听到我客人名字的时候,变得兴奋起来。“迈克尔•摩尔?噢,他经常来我们餐厅,”他说。在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煽动者,为了挤进隔间里我对面的高背座位,而把桌子往外推时,我把这个告诉了他,他从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帽子下面露出疑惑的表情。“我大概,一年来这里三次。”

摩尔来纽约是为了工作——他最近在写一本传记——也为了“获得一点隐私”。在他家所在的密歇根湖畔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他是公众人物,不仅因为他获得了奥斯卡奖(Oscar)和金棕榈奖(Palme d’Or),还因为他在2005年发起了一个电影节,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带来了雪中送炭的刺激。当地由共和党主导的商业协会提名他为年度商人,对于这位左翼电影、电视和檄文文集——包括《资本主义:一种爱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2009年),一部在危机后对大企业提出控诉的影片——的幕后制作者来说,这是一份出人意料的嘉奖,他十分享受其中的讽刺性。

他的新书《麻烦来了》(Here Comes Trouble)是另一种风格,其中集合了他凭借《罗杰和我》(Roger & me)(1989年)成名之前的生活片段。他在这部片子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大裁员对他曾经的家乡弗林特(Flint)的影响。他曾因为提问而被高中开除,羞辱过种族主义社交俱乐部,为了报复一名施虐狂老师,在十几岁就当选进入学校董事会,所有这些,只是为摩尔后来制造的种种麻烦,提供了一点预示。

摩尔关于枪支游说(《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年)、伊拉克战争(《华氏911》(Fahrenheit 9/11),2004年)和药品公司(《精神病人》(Sicko),2007年)的纪录片,使他既成为受美国左翼崇拜的英雄,也成为被右翼妖魔化的魔鬼。不过他说,在特拉弗斯城,没有哪一天是没有共和党人跑来与他握手或拥抱的。“我猜,他们是近水楼台,可以把我当普通人来认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我问,这本书是否是为了从更细微的角度展示他自己?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更大的动机是,“追求一点修女们曾努力教给我们的东西——文学”。

和摩尔的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书并不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传统定义当回事。《罗杰和我》毫不标榜客观性,这或许令传统纪录片的制作者感到震惊,但摩尔认为这样才真实。不过,批评家一直用他的成功质疑他的资格。例如,《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就称他为伪善的“坐飞机到处乱逛的百万富翁”、在“资产阶级”郊外长大的“骗子”和受“对美国的憎恨”驱使的“卖国者”。

“如果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类攻击从来不是来自工薪阶层的,”摩尔回应道。“显然,我现在过得不错……当然没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那么好。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是工薪阶层的一份子时,你会希望脱离这个阶层,”他说。回到家里,“我只会听到‘加油,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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