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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FT共进午餐

与诺奖得主尤努斯共进午餐

73岁的尤努斯以创办小额信贷而名满天下。但孟加拉国政府非但不把他敬为英雄,反而对他进行了一场在许多人看来是恶意的迫害运动。

这着实让我尴尬不已:刚坐定准备用餐,我的采访对象却说啥都不想吃。

诸位得明白,这根本就不是本人的过错。只是由于尤努斯(Muhammad Yunus)赴约《金融时报》采访时,已经吃过饭,而已有20年历史的“与FT共进午餐”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惯例就是共进午餐。尤努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位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在以创办小额信贷而名满天下。

尤努斯终其一生都在勇敢挑战势力强大的社会传统习俗,他坦承自己对《金融时报》这个惯例一无所知,从他的一言不发,可以看出他对吃饭毫无兴趣。他是个大忙人,常年在世界各地奔波,我怀疑可能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他的助手未能给他说清楚接受《金融时报》访谈的相关规矩。

他来纽约参加联大会议(UN General Assembly),政客、政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元首们纷至沓来,参加没完没了的文山会海以及进行合纵连横。尤努斯是当今世界风云人物,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安排得太过紧凑,以至于原定下午2点在高档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Garden餐厅的采访,他甚至晚到了半个多小时,而此时餐厅已停止供应午餐。

由于他已吃过饭,而且助手们选曼哈顿中城(Midtown)这个会客地,似乎纯粹是出于交通便利,因此吃不吃饭无关紧要。酒店员工带我们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正放着悦耳的音乐,还供应各种快餐。

我问他这周行程安排如此紧凑,是否属于反常?“不,无论走到哪儿,这种情况都属家常便饭。”他说,大家都希望争分夺秒与他进行切磋交流,并说因此经常误了饭点,其他参会嘉宾享用美餐之际,他却还没谈完。今天很明显是个例外。

作为扶贫领域最知名的思想家及实践家,尤努斯显得镇定自若,超凡脱俗的魅力扑面而来,他一直专注于比午餐会崇高得多的人生目标。他满头银发、和蔼可亲、笑容可掬。他的衣服十分简朴:棕褐色短上衣、米色裤子以及蓝色格子无领品牌衬衣(由孟加拉国织工手工做成)。他调侃自己成了扶贫圈的时装模特。

尤努斯虽已73岁,却显出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及智力。他告诉我为何必须如此:自己今年60%的时间都在国外奔波,努力兜售自己的理念与计划。

从学术活动到自己设想的新型企业模式,他从事的工作包罗万象。比方说,他是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名誉校长,在纽约期间,又将参加喀里多尼亚大学曼哈顿时装分校的落成典礼。他设想的新型企业模式介于办慈善与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他称之为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

. . .

服务员挥舞着菜单走过来。尤努斯点了静水,我则选了苏打水。我想我们俩至少得有一人遵守“与FT共进午餐”的采访规矩吧,于是我扫视了一下菜单,要了一些简单快餐:一份多层鸡肉三明治,事后证明这是个糟糕透顶的选择。

尤努斯的出名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中叶,当时他是孟加拉国吉大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吉大(Chittagong)是个港口城市。他就出生于吉大城外——父亲是珠宝商,全家就住在店铺上边的二楼——在美国留学与任教六年后,他回到家乡。

为了弄清楚周边地区赤贫的原因,他实地造访吉大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座村庄,发现那儿的老百姓穷得连做小本买卖的本钱都没有。他们只得求助于放高利贷的经纪人。尤努斯大为震惊,于是自掏腰包,把27美元借给了42位贫困村民,以帮助他们摆脱高利贷盘剥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小额信贷革新运动的起源。从传统意义上讲,银行不给赤贫者放贷,因为他们无法提供贷款担保,往往有借无还。但随着雄心勃勃的小额放贷试验连续推行(起初尤努斯自己充当穷人银行贷款的担保人),尤努斯逐渐得出结论:许多赤贫者具有良好的偿债信用,他们明白贷款是自己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

由此催生了孟加拉国专向微型企业主提供小额贷款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与现在一样,很多申请贷款者是文盲,而且超过90%的申请贷款者是妇女——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孟加拉国,对妇女工作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所以这种做法本身就颇具创新意义。

乡村银行成为消除贫困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强有力手段,其模式在全球得到广泛“复制”。为表彰其突出贡献,尤努斯与他的乡村银行被授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他在孟加拉国建立了一系列乡村银行以及基金会;其中很多是与人合伙成立的社会企业,它们完全独立于国有银行体系。他还把自己的理念向全球推行——甚至还在美国设立了微额信贷银行——美国乡村银行(Grameen America)。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乏说三道四者,小额信贷运动成绩卓著。有些人认为尤努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而且局限于乡村银行模式,因而小额贷款理念不再与时俱进。尤努斯本人有时对大型开发银行以及过分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但相比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尤努斯愈发响亮的名声的围攻,上述批评就显得不值一提了。孟加拉国政府非但不把尤努斯敬为民族英雄(2007年,尤努斯的头像印到了孟加拉国的系列邮票上),而是变本加厉,进行了一场在许多人看来是恶意的迫害运动。2011年,尤努斯被迫辞去乡村银行行长职位,如今政府更威胁要把乡村银行国有化。最近,孟加拉国政府指控尤努斯逃税,对此他本人坚决否认。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内的很多西方政要都公开对他表示支持。

哈西娜总理的动因不得而知。有些分析人士暗示自2007以来,她把名望如日中天的尤努斯视作潜在政治对手,当时尤努斯曾一度表示过从政意愿;而其他分析人士则猜测哈西娜总理妒忌尤努斯的巨大名望,希望利用乡村银行之事来达到自己的选举目的。

尤努斯早先对我说过不希望谈及政治话题,理由是担心批评者指控自己在国外诋毁国家声誉。但在随后的会谈中,我问这些攻击是否让他心力交瘁。

“非常折磨人,”他动情地说道,“原因是自己受到的攻击从未间断。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就不敢打开报纸——担心报上刊登攻击他的文章……每时每刻都在忙于应付,避免受到伤害。回击对方必须准备相关凭证以及充足证据,而诋毁一个人则易如反掌。”

相反,他喜欢谈论更为积极的东西——他的社会企业理念以及向世界各国推行它而所做的不懈努力。

他解释道,社会企业就是企业老板愿意解决社会问题(通常是失业),而非只图自己挣钱。这不同于非赢利性慈善机构,尤努斯认为慈善机构存在天生缺陷——生存过分依赖于捐款。

他说,社会企业属于赢利性企业,只有这样方能长期维系下去。但它并不分红,赚取的所有收入都用来进行再投资。企业所有者可以撤走自己的原始投资额,但仅此而已。

“大家都说,‘哎,传统企业不也是如此吗?老板创办企业,按需雇佣员工。那么社会企业与常规企业到底有啥不同?’

“我这样答复,‘传统企业旨在赢利……为此,需雇佣一定数量员工。所以员工是你主要目的之副产品;而在社会企业中,为所有员工(比如5个)创造就业机会就是主要目的。’”

. . .

服务员给我拿来多层三明治时,他暂时中断了说话。三明治大得惊人,我俩都惊愕得瞪着又厚又大的椭圆形烤面包层、塞得满满的夹肉(还往外渗油脂),以及旁边的一小银杯金黄色炸土豆条。此时此刻谈论贫困问题时,点这种体现西方奢侈生活的三明治似乎荒诞不已。

我对他说这很尴尬。

“别这么认为,吃你的,”他说。“我并不关心这”——然后用孟加拉语与服务员聊起来,两人聊得很投缘、笑声不断。与酒店好几名员工一样,这位服务员也来自孟加拉国,很显然是尤努斯的拥趸。

但是,在全世界威名赫赫的扶贫专家(他只是喝水)注视之下,我实在没胃口把营养如此丰富的三明治吞咽下肚。既要费劲“消灭”掉这硕大无比的三明治,又要全神贯注于尤努斯语速快、口音重、逻辑缜密的话语,实在是勉为其难。所以自己只得把三明治搁在桌上,任由它凉却。

我俩又言归正传。过去七年,尤努斯一直在孟加拉国试验推行社会企业模式,尤其是与法国食品业巨头达能(Danone)合建工厂,生产高营养酸奶。度过初期的不稳后,如今的合资厂经营已然步入正轨,其目标是为当地社区创造约1600个工作岗位。尤努斯说自己如今忙于筹措3500万美元资金,为的是在另外七个国家创办企业,他希望这种模式可以得到广泛“复制”。“我们这是在播洒种子,”他说。

海地(Haiti)将是其中一个受益国,如今它仍在努力从2010年的地震中恢复元气。尤努斯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与巴西食品公司(Brasil Foods)合建家禽养殖厂,巴西食品公司是巴西特大型鸡肉加工厂。了解养殖厂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洞察尤努斯的创新思维、公关能力以及创业动力。

尤努斯说自己建厂的想法源于自己在海地参加的一次晚宴,他获悉当天所吃的全部食物都从国外进口(这事关国家尊严)。他告诉我随后发生的事,采用的叙述方式在这次采谈中多次运用,这种方式颇具个性:他说一段长长的话,多用第一人称“我”,然后把对方好好地启蒙一通。

“我问对方,‘为啥用进口食物招待我们?难道你们自己啥都不生产吗?’”“‘我们自己生产很少,甚至连盐都需要进口。’”

“我说,‘为何会如此?海地是岛国,四周遍地是盐……只需抽取海水晒干就能获得盐。我们孟加拉国也是用这种方法提取盐。’”

对方随后告诉他鸡蛋是从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进口。“我就说,‘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你们的国家生活在同一座岛上,对方如果能出产鸡蛋,你们为何不能?’”

他对我说,说到这里时,他突然记起巴西食品公司迫切希望与他合作之事,于是立刻萌生了合作建厂的想法。

社会企业似乎完美无缺,但我暗示他潜在缺点是企业若想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仰仗很多乐善好施的富有投资者(或公司)。愿意促成此事的投资者是否很多?

他长篇累牍地回答我,但似乎并未真正解决这个重要问题。他说,经济学理论把人类异化成一意孤行的“赚钱机器”。他希望“开启一扇大门”,以帮助人类展现出人性善的一面。

我问他资本主义制度好吗?他回答说:是的,但“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只靠一条腿走路——极不稳定,容易陷入困境,没有很好的回旋余地。”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添加人道主义的另一条腿。

. . .

我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从投资者那儿筹措来的资金多吗?他说已有数十亿美元注入基金会,基金会再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再去行善事,但并不象社会企业那样能循环利用资金。这构成了“巨额资源”。另一资金来源是企业合作伙伴,我建议它们只要定期捐赠少量钱,就能提升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他说,媒体记者指控他与达能在孟加拉国合建工厂时,被对方利用了。他的答复是他自认为是利用了达能——因为在那之前,全世界都还没真正理解他社会企业的理念。“与达能合建工厂后,大家才真正了解!”

他瞧着我一口未吃的三明治。“你竟然没吃!”他说,然后大笑起来。

我转向另一敏感话题——学术界就小额信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争得不亦乐乎。虽说小额信贷仍有众多的拥趸,但最新研究——如大卫•鲁德曼(David Roodman)的著作《尽职调查:对小额信贷的苛刻调查》(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暗示几乎没啥证据可以证明小额信贷能有效减少贫困。

我本以为尤努斯会为此大发雷霆,但他的反应很有分寸。他说,没有人提出小额信贷“扼杀穷人”,因而应该叫停。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不断改进小额信贷的做法。“这就好比银行,就因为银行造成了金融危机,所以应该关掉它们?不能这样。同样,为穷人量身打造的乡村银行难道不应该继续开办下去吗?如何更具组织性、更为正规地管理小额信贷银行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俩定的采访时间即将结束。我问已过古稀之年的尤努斯,是否还能满世界奔波?他笑着答道,“我乐在其中,我所做的事很有意义。听众愿意围坐在我身旁,倾听我的观点,久久不愿离去,这就是明证。年轻人都激动踊跃——这就是我乐之不疲的原因所在。年轻人都积极投身这项事业。”

尤努斯似乎为了强调自己依然精力充沛,于是“转战”另一场约会——就在10英尺开外的那张桌子——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另一场愉快活泼的会谈中。

我手拿账单,服务员问我是否需要打包。我一方面惴惴不安于浪费大好的美食,另一方面又愤愤不平于拎着凉结成疙瘩的三明治离开四季酒店休息室。但最终还是自尊心战胜了社会责任,我并没有拎走三明治,恐怕尤努斯不会赞同我的做法。

四季酒店位于纽约州纽约市东第57大街57号,邮编:10022

多层鸡肉三明治:24美元

圣培露(San Pellegrino)苏打水:8美元

Voss静水:8美元

总计(包括税及小费):53.55美元

译者/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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