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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玫

与朱晓玫共进早餐

正在香港大学客座的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邂逅华裔钢琴家朱晓玫。这位音乐界的隐者,独居巴黎,穷毕生努力,与巴赫为伴。离开大陆35年后,她携“哥德堡变奏曲”重返故国巡演。然而,她仍未能挣脱文革的恶梦。

这绝对是我采访生涯中与被访者距离最近、几乎不用赶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学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晓玫到港大开钢琴独奏会,住51室。这几天,多在学院早餐时见到她,打招呼。她总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几口,又赶去练琴了。这位定居巴黎的华裔钢琴家,离开中国大陆35年后,第一次回祖国巡演。“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约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学院早餐,是在小说家陈冠中、于奇夫妇为晓玫的接风晚宴上敲定的。晓玫与于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后,晓玫身着几乎成为她个人标记的一袭黑衫,缓缓上台,一个90度深鞠躬,转身、弯着腰,双手调整琴凳的高度,坐定,开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课—— “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间她已在琴键上敲击过上万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点45分,朱晓玫穿过学院的月洞门回廊,准时出现在餐厅。她身着褐色的休闲衫,显得疲累、缺睡的样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问她休息得如何。她摇摇头说,没睡好。

这是间有些老派英式风格的学院餐室:赭红色木地板,长餐桌。天色还早,餐室里只有朱晓玫、我和前后落脚的她的法国助手米歇尔。窗外,林间有飞鸟唧唧鸣叫,掠过柏立基学院蓝色的琉璃瓦顶。晨晖中,孕育温润的光泽。

1949年生于上海,晓玫是红色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她65岁。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任何一个国际音乐都市,乐迷对晓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调、普通。除了琴键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乐厅练琴,进门时被保安人员挡住,告诉她,早上菲佣已经来过,不用再打扫了。她倒不以为辱。除了她的琴声,别的并不重要。她梳着这年头早受冷落的的同花头,过耳的短发,前额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印记。

我和她都点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台,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陆最通用且不会出错的称呼,叫她“朱老师”。

我说,如此漫长的等待。你对回中国演出,好像一直很犹豫。为什么?你担心大陆的听众不能欣赏你?

“是的。太担心了!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理解了外国音乐。不过,最近很多中国的乐迷让我感动。他们不是专业音乐人,根本不知道朱晓玫是谁,但就喜欢我的CD,觉得我的东西不同,在网上到处找。”

前一天,港大独奏会上,最后是对话环节。主持对话的港大音乐系主任问她,为何要等30多年,才有这次故乡演出行?她答说,她已不再年轻,也不知道还能弹多久,不想再等。她说:“文革时,我们那代人没有书读,没有音乐,几乎十年中国没有学校。我想为我们这代人出口气,争口气。”说罢的那一瞬,听得出,她哽咽了。

我问她,你很怕回国吗?

“很怕!因为我从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写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场恶梦。那时,我12岁。有一次,我被关进一间小屋子,关了三天,让我自我检查。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很残酷。”

晓玫低着头,慢慢喝粥。完全没有料及,我们的谈话会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开话题:你在巴黎演奏,也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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