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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授解聘与学术自由

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学术自由源自美国,与教授职业专业化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教授治校制度尚未建立,这也是近期教授因言论遭解聘的原因所在。

——从澳门两位教授被解聘的事件谈起

2014年的澳门学术界,除了澳大搬迁到横琴这样的大事情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应该是两位大学教授未被续约的事件了。其中一位教授原任职于一所教会学校,另外一位原任职于一所公立学校。两位被解聘的原因似乎都和政治有关,包括对澳门政府和澳门政治的批评,以及在授课中被认为政治不中立的问题。不少人认为这其实是学术自由问题。

北京和上海的高校近年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内地的报纸辽宁日报还特意刊文炮轰内地高校教师“呲必中国”。香港和台湾今年也发生了多起针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抗议事件。于是澳门发生的这两件事就特别引人注目,对涉及到的学校的声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进一步厘清这个问题,对两岸四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一国两制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学术自由的概念是从美国进口的“舶来品”,与教授这个职业的专业化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里发生了多起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授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自己对商业利益的批评而被解雇的事件。(在上世纪50年代时,有不少教授因为同情共产主义而被解雇。)这就引起了教授们对教授这个职业的特点、他们的权利在哪里、学术自由的定义、学术自由的边界、什么叫教授治校等等问题的讨论。

此后美国发生的全国大讨论与大学教授职业的专业化运动连成一体,促使了各种学术组织在20世纪初的诞生,如美国经济学学会、社会学学会、政治学学会、心理学学会、哲学学会等。1915年,多所著名大学不同学科的教授联合发起成立了美国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简称为AAUP)。大家所熟知的杜威教授,是该协会的第一任会长。AAUP随即成为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定义者与推手。

在杜威的领导下,AAUP在1915年通过了关于学术自由的原则,强调教授这个职业的专业性,强调大学不是一个商业机构,教授不是校董会的一般意义上的雇员。大学负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完全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服务的。(教会学校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教授们必须有追求真理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一旦被雇用,教授的专业职责就是研究问题并将他们的研究发现传授给学生、传播到社会。他们在扮演这个功能时,既不应该有恐惧,也不应该有特殊的奖励(without fear or favor)。当然这并不是说教授们有绝对的自由,说什么话都可以不负责任,而是说他们有绝对的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讨论自由、教学自由。

在1940年,AAUP对学术自由作出了最权威、并且一直使用至今的定义,即研究和出版研究发现的自由;在课堂上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写作和发表言论而不受校方或其他机构的审查也不受他们的惩罚(without institutional censorship or unwanted sanction)的自由。这就涵盖了教授的研究、教学与服务三个主要角色扮演上的自由。

具体到教学方面的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的Felix Frankfurter法官于1957年在一个判决中还特别指出了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即决定谁有资格来教书、教什么、怎么教、谁有资格来上学的自由。而且这些事务通常由教授们直接控制,而不是由校长或者董事会的董事们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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