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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与依法治国

读者韦彬: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不仅在舆论阵地上导致了左右纠缠,也导致很多社会经济领域问题容易上纲上线,强调政治正确性,使问题复杂化,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最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一番言论又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引发了意识形态争论。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并不少见。尤其是自2013年以来,关于宪政、关于阶级斗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反右”问题等等,无不如此。更何况,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执政党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又有过去疏忽意识形态工作所带来的“思想混乱”的教训,执政党负责该工作的人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讲究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不对。对于任何政党何言,总是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从而使其政党得以维持团结。意识形态的问题,实现上反映的就是人们在社会现实当中如何思考的问题,正如丹尼尔•贝尔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所说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某种世俗的宗教,仅此而已。

然而,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何频频在中国引发巨大的舆论争议。问题恐怕还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往往过于政治化。而这种过分政治化的原因,既与上世纪80年代疏忽意识形态工作导致的政治风波有关,也与其自身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过密有关。某种程度上,将意识问题与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挂钩,导致了“否定其意识形态即是否定其执政合法性”这样的认识,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化,甚至是过度政治化。

显然,这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不仅在舆论阵地上导致了“左”“右”的长期对立、纠缠,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往往容易陷入政治化、或陷入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反映在现实当中,就是很多社会、经济领域上的问题往往容易上纲上线,容易强调政治正确性,使得问题复杂化,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要使意识形态去政治化,首先在于解决其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过于紧密的问题。换句话说,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并不仅仅来源于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过去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巩固了其执政地位,某种意义上也就为其提供了新的执政的合法性。同样的,当下执政党领导人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高到新的高度,只要这样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为其执政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此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同样可以寻找到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总之,意识形态并非是执政党保证其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事实上,我们并不难理解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的意义,而我们也不可能指望有摆脱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有终结的一天。正如撰写《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贝尔,也意识到当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走向终结时,东方的意识形态却又开始形成了。而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最后的结论,更是直接质疑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问题。

总之,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其过于政治化,过于频繁介入中国社会其它领域的事务。要让中国的社会摆脱这些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纠缠,就应该去掉其政治化的外衣,而还原意识形态本来的面目。同时,对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之中。无论诉诸于法律上的“依法治国”,或是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都可以为合法性寻找到新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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