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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相现

宋相现:与FT共进午餐

FT总编辑巴贝尔:在这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国际刑事法院是个脆弱的机构,但其韩国籍院长宋相现仍然认为:尽管有种种限制,该机构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从海牙塔42层的顶楼餐厅向外看去,可以一直望到远处的北海。不过眼下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通常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译者注)正处于2月下旬。海牙塔屹立在薄雾之中,颇能象征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处境,它的韩国籍院长宋相现(Sang-Hyun Song)将要与我共进午餐。

在卢旺达大屠杀和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事件发生后,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成立。它有崇高的抱负:消除某些人有罪却逍遥法外的现象,依据国际法追究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责任。但现实却要平庸许多,在这个强权通常就是公理的霍布斯式世界(Hobbesian world)里,国际刑事法院还是个年轻、脆弱的机构。

我有很多问题想与宋相现探讨。怎样能指望那些目不识丁、身心受创的非洲娃娃兵,在离乡万里的一个外国法庭上,指证他们的前指挥官?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拒绝加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视国际刑事法院吗?过去13年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记录如何,为什么受审判的(包括两个被判有罪的)都是黑人?

今年73岁的宋相现据说绝顶聪明,但为人平淡乏味,有时甚至有种无力感。在首尔当了多年的法学教授之后,他成为国际刑事法院首批法官之一,于2009年被任命为院长。认识宋相现的人说,他的弱点来自他的职务——国际刑事法院的预算超过1亿欧元,但没有逮捕权,没有警力,没有情报收集,而必须依赖成员国的配合;实际上——据这些人说——宋相现是个果敢、慷慨的慈善家,他曾在韩国与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中午12时30分,宋相现准时出现,他身板单薄,原本黑色的直发已花白。他穿着深色西装,里面是一件淡蓝色衬衫,系着一条钻石图案的粉红色领带。他面带微笑,但脸上仍有病容,圣诞节前他曾生过一场大病。他声音嘶哑地解释道:“讲太多话了。”

我们的桌子位于这间餐厅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餐厅装潢时尚而简约。一位高挑的服务员拿着一壶水走到我们桌边:“晚上好……抱歉,下午好。”他的开场白不太吉利:“我们有两种午餐菜单,一种是套餐,一种是单点。”

我们选择了套餐:两盘烟熏三文鱼土豆沙拉配辣根奶油酱,主菜是酥炸大虾。宋相现喜欢喝荷兰啤酒,但基于健康原因谢绝了我的邀请。我压下内心的加尔文主义,点了一份“黑色欲望”——什锦巧克力杯作为甜点。

宋相现1941年出生于首尔,是家中的独子。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都给他的童年留下了伤痕。他的祖父是一位报纸出版人,还是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宋相现说:“我们一直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无时不刻担心会受到监禁和刑讯。我父母的任务就是防止我无意说出我在家里听到的谈话。”

1945年8月美国解放了韩国,3个月后宋相现祖父遭暗杀。“这件事对我和整个家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父亲强调说,不仅是他,连我也永远不该涉足政治。”

1950年,朝鲜入侵韩国,首尔在三天内被攻陷。宋相现家人躲入闷热潮湿的掩体里。当时才9岁的宋相现被派去农村寻找食物,每天来回要走20英里,一路还要躲避美军B-29轰炸机和巡逻的朝鲜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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