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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蒋介石“反攻大陆、武装统一中国梦”和马英九“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梦”都未做成。我们这些观察者正目击着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人作为一个整体,辞别“政治人间”。百年中国国民党正在宝岛逝去,留下一个地道的台湾国民党。

本次台湾大选虽然技术上还没有结果出示,其最深刻的告示早已经广布天下。自从笔者于1989年圣诞节前夕首次赴台湾观察选举战——当时还只是中级和基层公职人员的激烈竞选——以来,就数眼前的这次选举最没有看头。除了结局几乎没有悬念,还因为出马竞选者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面孔,都提不出什么真具新意或创意的执政纲领。

尽管从选情角度来说本次台湾大选看起来最没劲,但从政治、历史、价值观的高度和跨度来说,它却是涵义深远且又浓厚的。因为本次台湾大选,不论哪个政党得票比例相差几个百分点,乃是现代中国的标本——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意义上的“辞世之作”。

四个时代性质大转折点的前两个:“一家两图”

自从1949年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上基本结束以来,中国国民党——本文必须老是使用这个名称,理由在下面的讨论中愈益凸显和明朗——最高决策者在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上做过无数的事情。在笔者的研习和观察视野里,其中有四大转折点,它们皆具有时代性质的涵义,标示着身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挣扎和梦想。

第一个大转折点是1960年代的初期。促成这个大转折点的是1961-1964年期间几个事件的连锁效应——在中国大陆深陷于大饥荒的危机时刻,蒋介石不断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支持他进行反攻大陆的“终极”武装斗争;美国政府越来越不认同这一军事目标,只愿意援助中国国民党把台湾岛内治理得稳定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应该以政治而非军事为主;中国大陆成功试爆了核武器装置(随后台湾的核武器研发项目却被美国政府强行制止)。于是,中国国民党决策层不得不痛苦地下结论:他们的反攻大陆“统一中国梦”只能停留在宣传上,他们一辈子都得留驻台湾了(参阅Jay

Taylor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11-12章所依据的多方解密档案,台北:时报文化公司2010年版全译本)。

第二个大转折点是1980年代的中后期。继承父亲担任了先是事实上随后也是名义上的台湾最高决策者之后,蒋经国缓慢但坚定地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法统(legitimacy,也译为“合法性”或“认受性”)基础,从“建设台湾、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转移到“扎根台湾、优先惠及本土”为主,虽然口头上还不能够这么公然的宣称。

除了人所共知的那些惠及台湾民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项目外,蒋经国在党政人事安排这个关键领域里,越来越把挑选年轻一代的目光投放到台湾本省家庭背景的人身上。这么做也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迫:既然武装反攻大陆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中国国民党就必须把输血管道接到本省人才的新鲜血液库里。否则,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些政界人员的衰老去世,执政党就无人顶替来干实事挑担子了。

这么做合理合情。可是到了疾病缠身的晚年,蒋经国痛苦地发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长期隔绝,已经从台湾民众的感情认同根部,抽空了两岸间一脉相承的生命之水。他虽然不再做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梦”,但还是不情愿让两岸越走越远,他内心里至少还保持着“一国两府”或“一国两治”的长期政治图景——两岸绝对不能变成两国,而只是一个国家之下的两个政府在实施治理(参阅沈君山:《浮生后记,一而不统》,其中收录了沈与当时中国大陆最高决策层的私下会面交谈史料;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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