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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噪音

台湾电影的颠簸历史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铁志:台湾金马奖是华人地区最有公信力的电影奖之一,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奖的成立初衷却是为了威权统治者的政治目的。

电影或者音乐,常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时代的钥匙,因为他们承载了、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也反映了庶民文化。

而国家颁发的奖项尤其是权力的反射。

台湾的金马奖是华人地区中最有公信力的电影奖项,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个奖早期的目的只是威权统治者的政治目的,甚至是为独裁者祝寿。

知名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最近将上映的新片《我们的那时此刻》,原本是为了前年的金马奖五十周年纪念所拍的关于金马奖历史的纪录片,但他不只想叙说一个奖的历史,而是想回首五十年的台湾电影如何反映台湾走过的颠簸历史,如何和民众生活结合。

杨力州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种能力,就是“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我们的历史”,所以他要透过台湾电影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带我们思索这个岛屿的方向。

《我们的那时此刻》对台湾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电影产业的发展,有一套自己的史观。第一个十年,1960年代,台湾处于高压的威权时代,主要电影除了政府的政令倡导,还有政府容许的健康写实片如李行导演的《养鸭人家》、《蚵女》。当然,最历史性的成功影片是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梁祝爱情之后接棒的,是从六十年代后半到七十年代一部部的琼瑶影片。那是一个压抑与郁闷的时代,尤其六十年代中期,台湾正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批年轻女性进入加工区的工厂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流水线,琼瑶电影中的梦幻成为他们现实之外的投射。

进入1970年代,台湾社会被剧烈撼动,从保钓运动到台湾与美国断交,因此有了大量爱国电影如《英烈千秋》、《梅花》,以凝聚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但此片没有谈到的是,在七零年代新一代青年开始认识本土、回归现实,这个新趋向深深烙印于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和媒体领域,但这个社会变迁并没有反映在台湾电影上,直到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新电影。(这个论点曾在本专栏分析过。)

但党国体制的爱国主义策略,不能算成功,因为进入八零年代,更多社会力量要求改变,既有威权的裂缝越来越巨大。例如电影《搭错车》突出台湾越来越尖锐的省籍问题以及政府强拆民宅导致民众的不满──这里,《我们的那时此刻》镜头一转,放进了几年前在苗栗大埔发生的地方政府强拆民宅,突显几十年来,政府仍然是滥用权力。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民主释放了人民的力量,也解放了许多黑暗的幽灵。在杨力州的史观中,九十年代的台湾充满了投机走私赌博纸醉金迷,美丽的福尔摩莎(台湾的别称)被国际媒体称为“贪婪之岛”,代表性的作品是陈玉勋的荒谬喜剧《热带鱼》。这个年代也是台湾电影最低迷的年代,香港电影主宰台湾市场与金马奖──杨力州说,90年代根本没有人拍电影了,因为大家都去炒股票了!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九十年代转型中的困惑台湾似乎真的可以走向新天地──但人们很快发现,世界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这一年,正好李安导演、国际出资的《卧虎藏龙》为华语电影带来新的曙光。但在杨力州眼中,其后国际投资、台湾导演的电影《双瞳》,虽然没有获得金马奖,却对后来的台湾电影影响更深,因为当时参与的电影工作者魏德圣、戴立忍,都在跟国际片商的工作过程中学习到更广的视野。魏德圣的《海角七号》在2008年真正掀起了台湾电影复兴运动的大旗,台湾电影占市场比率开始出现好成绩,但轮到香港电影工业严重衰落。刘德华在2011年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感性地说, 他看到台湾电影怎样撑过这十几年的低迷,“现在是我们香港电影最低迷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这群人能撑过去,跑到跟你们同样的目标。”

金马奖现在已经是属于华人世界的奖项,这几年许多中国影片在金马奖取得良好成绩(他们在大陆反而是非主流),并在台湾岛内引发不少争议──这正反映了电影之外现实世界的矛盾。这个矛盾会不会成为这一个十年的主轴呢?或者,接下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会有什么样的代表电影呢?

那是属于我们的“此时此刻”。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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