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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香港本土主义与台独:北京的两个担心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今年春节香港商业区旺角的对抗行为显著升级,时间恰与台湾民进党选战大胜相衔接,令观察家把“台独”和“港独”聚焦在一个镜头里考察。

目前北京正进行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层一方面告诫,香港人不应该“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对香港“分离主义”的崛起非常担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综合报道)。

确实,自从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和火爆以来,国际上越来越把香港的对抗局势同其它地方的对抗运动作比较。尤其是今年春节香港商业区旺角的对抗行为发生显著升级(即“鱼蛋骚乱”),时间恰与台湾民进党选战大胜相衔接,令观察家们更是把“台独”和“港独”聚焦在一个镜头里考察。这种视角在中国内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来的言论空间紧缩,这“两独”一定是眼下“两会”上的热议话题。

两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专家眼里,“台独”和“港独”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将提及。可是,既然目前这种比较已经被公众广泛高度的关注,就有必要对此作尽可能客观持平的解析:它不仅仅是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问题,潜在地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安全、生活和未来的走向。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和香港大不一样,有关台湾独立运动的内涵和形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细细剖析,而所谓的“港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此,本文先在“台独”问题上理出几个相关的参照点,以其为背景,来反观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所谓的“分离主义/港独”乃是其中极少数最激进者的一种政治诉求。

按照台独运动核心团体的追溯,“台独”作为一个诉求早在1928年就出现了,“有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故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甚至有人把这种诉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该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湾自治协会”,利用许多场合鼓吹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主义帝国,由台湾人自己治理台湾岛(参阅相关史料《崛起:台湾左翼运动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与再造》杂志,2007年12月号第37-50页)。

从那时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广义上的台独运动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些阶段当然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个是鼓吹理念阶段,第二个是有组织活动阶段,第三个是上台执政阶段,第四个是下台反省阶段,第五个是重新执政阶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将正式开始的民进党政府时期。

五个阶段呈现的四大参照点

时起时伏不断变形的广义台独运动包含了太多的差别层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仅就它与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最具有对比意义的那些成分,依笔者的观察,可以归结为四个参照要点。

其一是,全部台湾居民里面,拒绝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两岸统一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目前绝对超过了一半;超过了多少难说清,因为台湾的民意调查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差别显著。如此这般“拒统”的台湾居民,最大公约数不再是基于血缘、省籍、方言,而是基于政治社会制度的认同。他们成为大多数,既源于人口要素,即台湾出生长大者越来越多,也源于海峡对岸的政治状态,使岛内各界越来越失去“和平民主统一”的指望。目前的台湾居民里面主张“按差条件统一也胜过按好条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国统一当作最高价值认同的,已经成了政治上的濒临灭绝物种,有如华南虎或白鳍豚,你怎么喜欢它,也没办法让它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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