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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学者为何穿上学袍?

毛寿龙:思想和思想家都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或许我们应该希望学者穿上学袍,为学术赢得一片天地。

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开庭,在办公室也穿着法袍。他认为:“穿上法袍就与政治绝缘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可见,法官不理政治,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谦虚,使得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居于中性的位置,并使得法治居于中道,而且拥有公共的力量。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官也能够免于政治的干预,而确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国王”位置。

可惜的是,学者没有这样的学袍。学者在学术的王国里,也许可以说是自己的“国王”。在一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力量也会让人感觉到有自然而然的权力,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生态。在这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国王,在现实中就会被看成是“哲学王”,被认为对政治有着实际的影响,乃至威胁。伊曼努尔•康德就是一个例子。

康德是古典时代德国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他的生活单调乏味,经历简单,但他的思想却异常丰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公认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有关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言论,以及讨论其他问题的文章,却让国王很不高兴。于是宗教与司法部长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了封申斥信寄送给康德,信中写道:

“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的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转引自梁志学《当康德遭遇国王警告》,《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

康德给国王写了回信,说自己没有违背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不过,康德知道,在国王面前,学术不是借口,也不能是挡箭牌,于是他在信里发誓:“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不过,康德很幸运,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去世了。康德认为国王去世了,国王对他的禁令也随之失效了,就又开始公开讨论宗教问题。

和布雷耶大法官相比,康德是不幸的,虽然贵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却因为没有“学袍”,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探讨,其言论自由权也很容易受到国王及其大臣的干预和限制。不过他也是很幸运的,比国王活得长,在有生之年终于又可以不受对国王的誓言的限制,重新捡回言论自由权,再次公开讨论当时很热门的宗教问题。

和康德相比,还有更不幸的。那就是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是著名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从亚历山大13岁开始就教他。不过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政见不合,亚里士多德于是离开亚历山大,回到雅典教书,写作,写了很多书。亚历山大没有强留亚里士多德,还给亚里士多德很多资金,资助其老师做研究。据说国家设立社科基金资助学者研究,就是从这里首开先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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