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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监管的正确姿势

刘胜军:与混业化、互联网化、加速创新的金融现实相比,金融监管体系显得左支右挡,狼狈不堪,亟需重大改革。

在房价暴涨、人民币持续贬值、银行不良资产激增、影子银行风险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刚刚闭幕的20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防范金融风险,高效能的金融监管无疑具有根本性意义。与混业化、互联网化、加速创新的金融现实相比,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已显得左支右挡狼狈不堪,亟需重大改革。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这一表态一度引发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将在2016年中期推出的预期。然而时至今日亦不见踪影,足见金融改革是颇费踌躇的难题。

金融改革之难,除了对“动手术”风险的顾虑,更多的还是复杂利益格局的羁绊,其中既有监管部门不愿放权的利益,也有一行三会之间争夺地盘的博弈,更有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游说。

当然,利益是摆不上台面的,于是乎各种“学术观点”就成了各类利益的“障眼法”。但由于金融问题的专业性,金融领域的“学术观点”更易显得深奥和晦涩,并未引发林毅夫张维迎争论的“产业政策”那样的舆论关注。

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言:“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变革期的国家而言,观念(认知)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正确的观念是正确行动的前提,而错误的观念会让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渐行渐远。

金融监管改革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没有好的金融,就难以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学界应该重视金融监管领域可能出现的危险倾向,并就这些关键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惟有如此才能确保金融监管能有“正确的姿势”。

金融监管的观念误区之一:股权必须分散吗?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业由国有大银行绝对主导,民营资本不得其门而入。值得肯定的是,最近两年银监会已批准11家民营银行,并且李克强总理明确表态,“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鉴于民营经济对GDP贡献率高达60%以上,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是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内在要求。

但银监会对民营银行的股权结构做了明确限制:单一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持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做出这一限制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一股独大”进而导致银行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

在一般情形下,做出这一限制是合理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就显得不讲道理,出现“激励不兼容”。以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为例,在这两家银行中,阿里巴巴、腾讯分别只持有30%的股份,但这两家银行的未来发展却几乎100%取决于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资源优势,其他70%的股东除了初始投资之外并无任何实质性贡献,只是“搭便车”。换言之,阿里巴巴和腾讯对银行的发展做出了几乎100%的贡献,但却只能分享30%的利润,这种贡献和收益的极度不匹配将导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激励不足,从而大大限制这两家银行的发展。从激励的角度看,这样的股权结构是极其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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