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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边缘

革命创伤:亚妮父辈的苦难史

老愚:亚妮父母因革命浪潮相识相爱,但文化大革命让他们备受折磨,最终沦为革命的敌人,过着政治贱民的日子。

在她眼里,他瘦高儒雅,英俊年轻,又说一口南方话。她貌美如花,是工人里文化水平最高的,又要求进步,就被物色为“工人先进分子”。如此一来,两人就开始了革命加爱情的历程。

他借给她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和《条条大路通向共产主义》,对其进行革命启蒙。他给先进分子上课,阐述“谁养活了谁”之类的革命道理,“让她看到了一条陌生又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

他们第一次散步,在江边,“他拉过她的手,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繁星如织,清风拂脸。

青春似火,她进步的步伐愈走愈快。1950年3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年底,就被选中参加省总工会干校工人政治理论培训。“对共产党有偏见的母亲”不允,他欣然前去做她父母的工作,很快就做通了。

“这对恋人谈得最多的是未来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美景,何守先讲得最多的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希望她入党。”

1952年6月28日,她在延庆寺工人干校礼堂宣誓入党,成为宁波市第一批女共产党员。

她自此步入人生的快车道,从宁波市委组织部干事一直升任市总工会教宣部长。他也迅疾升任市工人干部学校副校长。

1954年,一对革命干部步入婚姻殿堂。

他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多么美好的年华。

琴瑟和谐。除了本职工作,王水花经常会接到一份荣耀的工作——陪帮助宁波建设的苏联专家跳舞。外国专家家眷的名字大都妮来娜去的,他们便给第二个女儿取名“亚妮”。这是人生的华彩乐章。

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折磨灵魂的运动接踵而至,他们看似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天翻地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视自己为革命的孩子、党的孩子的他们,即将被张开大嘴的革命吞噬;疯狂的革命最先毁灭的,正是他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

文革开始后,时任市委党校副校长的何守先,被从上虞的“四清”工作队揪回来,随之打成反革命分子。他不相信自己会被打成反革命,因为其中的的理由太过荒唐,但革命组织认定他是阶级敌人。

首先,因为他的家庭出身,组织怀疑他参加革命的动机。组织从一个跟他一起参加过学校联谊会的人身上“挤出一点材料”(该联谊会被认定有“国民党外围组织”的重大嫌疑),再加上推理分析,得出了一个惊天结论:他履历中的“1948年12月突然出走去参加革命”是极可疑的,因为那时中共已经取得战场主动权,在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做了一系列应变部署,包括派人混入我军内、党内,相机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就是在这时上山去的,这本身就是问题。他顺理成章地被打成“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其次,因文贾祸。三年大饥荒时期,有一年他在郊区抗台风,有老农谈抗台经验时说:“台风来了,不要把前后的门窗都关牢,要打开门窗,让风通过,这样房屋不会被刮倒……”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抗台杂记在报上发表。彼时,适逢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开门通风”被认定是要“在国民党反攻时门户开放,引敌深入”,作者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随之,造反派又从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搜集到“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动言论。

他被革命送进了地狱。

“上街游斗,进出任何场合身上都得挂黑牌。黑牌是胶木黑板做的,一米见方,很重,用一根铁丝吊在他脖子上,天热,尽管隔着一层布,还是嵌进去肉里,不得不用更厚的布垫起来。父亲尽量挺直自己,但时间一长,顶不住,还是常常弯下腰去,……”黑板上的内容与时俱进,起初是“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走资派”、“黑笔杆”、“反动文人”,后来变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

所谓批斗,实际上是人格羞辱。何守先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旁证》里描述了批斗的场景:

“‘你不老实。你放毒!’另一个造反派,手挥过头顶,一转,啪!一个耳光霹雳般扇在张竹的耳根上。……‘把头低下来!’随着这一声吆喝,就有几个别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冲上讲台抓住张竹的头发往下揪,有人还趁机往他的背上、腰上猛踢几脚。

“什么,不是你说的,刚说过就赖,好啊,我叫你放屁……一只手又举起来。

“打倒张竹,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开始,只是批斗,而后批斗之后还要扫厕所,最后责令他回到原来搞“四清”的生产队去,边批斗边劳动。他在“四清”中得过肝炎,此时旧病复发,昏倒在水田里。

在女儿亚妮眼里,“父亲的病很重,可能活不过几年。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药活着的,药比饭菜还重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关押何守先的牛棚,就是妻子王水花当年入党的礼堂。

革命要斩草除根,她自然受株连之苦。组织要求她跟反革命丈夫一刀两断,好心的同事苦口婆心劝导,她死活不从,被下放农村改造。她若答应离婚,仍旧可以在无产阶级阵营里青云直上——因为她的出身好,说起来非常滑稽,家境败落使她母亲家荣升为“贫农”成分,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在丈夫缺席的家庭会上,王水花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以前是革命者,现在是革命者,将来是革命者,绝不会是反革命。……我们全家必须同舟共济,我相信会等到他平反的一天。”

文革后期,何守先被查出肝癌,医生断定他活不过一年。在去上海看病的轮船上,他对妻子说:“我相信自己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是对的,委屈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党,党会有让我说话的一天。”

即使沉到命运的谷底,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是革命者,是党的孩子:这不幸的遭遇只是党用来考验自己的,是坏人违背了党的政策,而党本身永远不会错;迟早,党会明白他们赤诚的心,误会澄清,党会如同慈母再次将他们揽入怀抱,那个时候,他们会流着幸福的眼泪向党倾诉委屈。也正因为如此,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觉得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值得。

那个年代的革命者,愈是真诚,就觉悟得愈晚。

(注:本文作者为《女儿亚妮》一书责任编辑。老愚FT中文网专栏“剃刀边缘”结集的《暮色四合》一书,已经出版,敬请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老愚新浪微博新地址是:http://weibo.com/5705489409/profile?topnav=1&wvr=6&is_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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