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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选择

朱洁:在伦敦政经学院近日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演讲嘉宾们以“十字路口的国度”为主题,激辩中国的未来。

上周六(2月11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上,知名学者与资深政经从业者汇聚一堂,以“十字路口的国度”为主题讨论中国的未来,议题包括中国模式的适用性、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挑战等。

中国模式的辩论

民主选举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2016年的种种国际黑天鹅事件,让人看到选民并不总是理性和道德的,由此促发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替代模式的讨论。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表示,中国作为一党执政、政府介入明显的市场经济体,与西方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虽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国模式仍然未必能够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政府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限制、裙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都令人担忧。对外,中国无法展示令人信服的软实力;对内,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内外有别”这种将内政与外交分开处理的惯例,今后也将越来越难以维持——中国模式或为“中国陷阱”。国际社会乐意接受中国的支票,但将继续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保持警惕。即便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未必能交换来世界领袖地位,经济发展亦不能保证国内的稳定。

当然,戴博认同中国模式的成功,至少证明了西方民主也不是普适的。同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因同样绝对注重国家主权,都将面对人才流动、科技创新等趋势的强烈冲击。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外籍教授、博导贝淡宁(Daniel A. Bell),则主张将中国“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的理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有效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国实行“贤能政治”,是由国家规模、政治文化、历史国情而定的。他表示,在中国,民主政治更适用基层政府;而高层级的政府需要贤能政治,人才的选拔应当注重政治经验、高度智识能力和社交能力,并将这种组合不断在高层和基层间进行实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疆域广阔多元、政府层级众多;另一方面,2500多年来,贤能政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直至关重要。《礼记》中“选贤与能”的描述,在帝制时期就通过科举选士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实现。

贝淡宁指出,当然,正如民主政治并不完美,贤能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也存在差距,例如腐败会破坏“贤”这一重要品质,因此反腐工作攸关贤能政治的成败。

至于这种模式能否“出口”,贝淡宁表示,贤能政治更适用于有类似传统的大型非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在本国树立起足以激励其他国家的良好模型,并不断分享经验、帮助培训,从而帮助他国建立起支撑贤能政治的相关知识和机制。

经济金融的思考

世界与中国的债务问题在论坛中备受关注。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前任主席Adair Turner表示,这个“债务宿醉”中的世界,面临不外乎三个选择:一是持续的低增长、低通涨,导致债务负担并无减缓;二是债务在超低利率下得到削减,但也引发新的债务;三是一笔勾销现有债务,在破产和重组中进行变革,但会带来更多更快的风险。他预测,中国的增长会不断减速、重组将不断推迟,但重组和变革在某一天必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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