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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边缘

春天的造句

老愚:1978年出版的《唐诗选》前言里,学者余冠英和王水照不得不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对诗人身份做出描述。

【“乐天”操你祖宗!】此为中国人在韩国乐天超市门前打出的横幅。这只是侮辱祖宗的,还有对准母亲的:“乐天——我日恁娘!”民间修辞使用如此国骂,围观者大呼过瘾,政府部门无人追究,也就迅疾形成了一道无限复制的风景线:口号、标语、红布,高举拳头的人群,一张张激愤的脸孔,……熟悉的场景,一个甲子以来,一直在神州上演:文化大革命中对付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文革结束批判所谓“四人帮”,前些年声讨日本菲律宾等等。当政者习惯于假民意之手而造舆论,目的或许很快就能达到,但违背法律操纵民意的后果恐怕是极其严重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方式,瓦解了威权社会所剩不多的道德伦理,激发出空前的人性之恶,将使法治中国的愿景成为泡影。

【杜甫】1976年6月,学者徐仁甫为了出版自己研究杜甫的著作,只好在书前的“小引”里引述要人的评论作护身符:毛泽东称杜诗“是政治诗”,郭沫若为草堂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其实,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对杜甫是大加挞伐的。他斥责诗人的“三吏”“三别”是“紧紧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对劳动人民施与“廉价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郭沫若非常犀利地评判道:“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毫那样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是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了。”此可谓诛心之论。

革命的逻辑是鼓动造反,唯恐天下不乱,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只有盗贼和反社会之徒可以入其法眼。更下作的是,郭沫若竟然根据“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一诗,就把诗圣打入道德流氓的行列,他的推理是“越女天下白”就是“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杜甫所思“吴”的“胜事”,“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风流逸事。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在革命诗人笔下,对美妙女子的怀念等于邪淫,对此,杜甫即使气得复活过来,估计也无话可说,革命是不容置疑的。

【阶级与诗人】在1978年4月出版的《唐诗选》的前言里,学者余冠英和王水照先生不得不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对诗人身份做出了描述:唐代两千多位诗歌作者,“其基本队伍是素寒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为了让诗人取得准生证,两位学者强调“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社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接近下层,加深了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然后再抛出不唯身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确定一个诗人是什么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并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

如此一来,这些死去的唐代诗人的作品,就有了存在的前提。然后又是一番对诗人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批评。最后,他们交出了自己的评选标准:“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文化禁锢年代的出版物,遵循的是毛泽东的两段语录,一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曰:“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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