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电子邮件/用户名
密码
记住我
中国社会

以法治思维看待“辱母杀人案”

李昊:法治既意味着司法机关应积极履行打击犯罪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也意味着公民应遵循法定程序主张权利。

近期中国山东“辱母杀人案”引发的社会热议持续升温,其中夹杂着愤怒的宣泄、法律的常识、法治的反思。近年来,重大案件频频成为舆论焦点,说明追求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但重大案件也常常引发社会撕裂,说明公众尚未就如何建立法治社会达成基本共识。

一起偶发的刑事案件为何能引起最广泛的社会共鸣?原因在于,该案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法治建设中的脆弱环节,触发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焦虑。

首先,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的不安全感。现实生活中,侵害他人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然较为普遍,一言不合可能遭遇语言暴力,交通纠纷可能被人暴打,感情纠葛可能被人广发不雅照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充满焦虑。本案中,讨债者以极端方式侮辱当事人母亲的行为,更是将侮辱人格尊严的手段发展到了极致,挑战人们的人伦底线。

其次,对执法机关保护公民的无力感。公民遭遇不法侵害时,往往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执法机关。执法机关态度鲜明地保护被侵害人,及时有效地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关键。但现实中,执法机关在处理群众求救问题时,依然存在着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情况,存在将违法犯罪行为视为普通民事纠纷的做法。近年来,家暴致死、纠纷致伤等暴力案件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多次报警后暴力侵害恶化的严重情况。

最后,司法审判活动的公信力不足。公正的司法审判活动是厘定权属、惩戒犯罪、救济权利的最后一道途径。司法审判活动的公信力是一把双刃剑,公正的审判活动可以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关系,弥合社会的裂痕,但如果司法审判缺乏公信力或与社会观念存在严重冲突,也可能撕裂社会共识。

即使在强调司法权威的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此类悲剧。例如,美国警察对黑人青年罗德尼•金暴力执法的事件发生于1991年3月3日,在等待审判的一年多时间中并未出现社会失序,但在1992年4月29日下午4点,法院做出无罪宣判后两小时内,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就席卷了整个洛杉矶地区。某种程度上,洛杉矶种族骚乱与其说是源于黑人社会对于个别白人警察涉嫌种族歧视行为的愤慨,不如说是黑人对于美国司法未能对其提供平等法律保护的失望。

事实上,本案中人们的愤怒更多来源于对法治未得彰显的疑虑,而非否定法治本身。为此,最初的愤怒之后,社会需要在本案中凝聚法治的共识,加深对法治的信任与理解。

首先,法治首先意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利承担法定职责。

一方面,执法机关等公权力机关不仅不应违法侵犯公民权利,更要积极履行其打击犯罪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本案中,据报道,以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暴力勒索超过合法年利息36%上限数倍的高利贷的情况长期存在,当地公安机关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打击长期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出警后,公安人员单独询问报警人虽属于正常警务程序,但未能有效控制案发现场将双方分离开,未能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社会转型时期,一线警务人员确实面临着较大的治安工作压力,身处各种高危社会矛盾的焦点,很多长期纠纷和体制机制性问题也难以通过警察根本解决,但在本案的警务活动中,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职、渎职嫌疑,群众的情绪和检察机关的调查工作均说明了这一点。

FT中文网客户端
点击或扫描下载
FT中文网微信
扫描关注
FT中文网全球财经精粹,中英对照
设置字号×
最小
较小
默认
较大
最大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