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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

沃尔夫: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艰难。

“如果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它就会停下来。”这是以其发明者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命名的“斯坦因定律”(Stein's law)。斯坦因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内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驻美德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üdiger Dornbusch)补充道:“危机到来所用的时间比你以为的久得多,然后它发生的速度又比你以为的快得多。”

这些名言帮助我们思考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以政府提出的增长率目标增长,需要迅速提高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这不可能一直持续,因此会停下来。然而,由于中国政府控制着金融体系,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可是,拖得越久停下来,发生危机、增长大幅放缓或两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曾提出,保持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之间金融体系的隔离,符合两者的利益。负债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巨大体量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必须先再平衡其经济并稳定其金融体系,才能开放资本流动。西方金融家对此会有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忽略这种局部的利益。

不过,这引发了一个大问题:中国会实现所需的再平衡么?中国在维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债务爆炸式增长,这在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区危机之前的西方也同样发生过。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篇论文强调的:“在2009年到2015年之间,信贷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大大高于名义GDP增长率及此前的增长趋势。”这一图景与危机前的日本、泰国和西班牙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这些信贷趋势的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这一点并非巧合。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总储蓄与GDP之比从37%激增至将近50%。这一异乎寻常的增幅中,约半数为新增的国内投资提供了资金,半数支撑了贸易顺差的增长。接着就发生了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国认定其巨大的贸易顺差不再是可持续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中国转而提高了投资。这时中国的投资与GDP之比已经从2000年的34%攀升至2007年的41%,之后则跃升至2010年的48%。

为实现这一提升,中国当局推动了爆炸性的信贷增长。在2008年以前,中国将储蓄巨额增长附带的信贷激增基本上输出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将之重新输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最近一次分析的结论是,如果中国政府要实现其6.5%的实际增长率目标,信贷增长速度必须达到名义GDP增速的两倍左右。而IMF还表示,信贷的增长又赶上了企业资产回报的下滑、企业信誉的恶化、投资效率的下降以及金融复杂性的攀升。我们在其他地区见到过这种现象。那么中国与它们会有不同之处么?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答案是肯定的是因为,与日本类似,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债权国家。中国政府控制着金融体系并实施着外汇管制。中国很可能避免一场危机。然而,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将需要以越来越大的信贷扩张实现越来越低的增速。之后,中国的增长也许会在逐渐减弱中停止,而不是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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