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20日 06:22 AM
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中)

“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在晚年读了丈夫遗留的家书及检讨书后,感慨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除了名满天下的《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沈从文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记录,也许就在“沈从文人文三书”里:一本是文革十年家书精选《大小生活都在念中》,一本是收录有检讨书菁华的《生命的光影形线:人生感想录》(还包括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随笔、时论),一本是谈艺谈文物论文化的《古人为何要留胡子》。家书、检讨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真实表现了大师在鼎革之后的精神活动,世故而天真,让人感受鬼魅横行岁月里一颗不甘沉沦的心灵的悸动:痛彻心扉的反省,异常艰难的生存,于绝望中奋力活下去的勇气,……读了,才知道我们原本并不了解沈先生。

当改天换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国时,知识分子沈从文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件事的真正含义,中共文化教育接收大将叶圣陶在同年3月20日的日记里不无悲悯地写道:“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八天后,沈从文试图自杀,他顶上门,用锋利的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和脖颈。沈从文的长子沈龙珠晚年回忆道,他们一家人当时非常不解:“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沈从文好友林徽因质问:“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人们在几十年后才明白沈从文发疯的象征意义。那是不甘死亡的心灵的哀号,是自此消逝的旧时代的颤音,是对自由、人性、尊严格外敏感的人的死去。可以与此比拟的是,苏联革命成功后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放悲声。严霜摧折,灵魂凋谢,能否迈过这道被红色革命征服的心理之坎,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莫大的考验。有洞察力的人逃离了赤土,更多的人轻松跨过了,沈从文却几乎被这道考题难死。沈从文在绝笔书里哀叹:“《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

多少年后,人们似乎觉得沈从文这个转变非常值得,因为他写出了可以传之后世的杰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0年,他的小姨子张充和欣喜地说:“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那才可惜!”2014年,评论家张新颖睿智地总结道:“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我以为,他们夸赞的是另一个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已经死在那一年。沈从文的所谓成就,是无奈之中可怜的收获:一只自由创造的雄鹰死了,变作笼子里的工匠,作囚禁中的歌唱——以之判定沈从文转变的价值,不免偏离了对生命尊严的考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的精神死亡,比作为小说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的死更令人叹惋——那是无法衡量无从补偿的损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死亡悲剧,才是对那个法西斯时代最有力的控诉。

他为何不去台湾?人们对沈从文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颇为不解。据沈龙珠说,南行的机票都送到手里,但沈从文决定留下,“他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沈从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确是这样表述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他明白即将降临的新中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但仍天真地设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旧中国更坏吧?他寄希望于新统治者兑现自己宣称的建国承诺,以为总可以自在地凭手中那支笔生活下去,更何况地下党也派人动员他留下来。当变来临时,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设想的变,而是毁灭,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这天真并非他一个人的,挚友朱光潜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结核的儿子身体无法移动;地下党许诺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难过后的周自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狱,随后奔赴上海避难,自称在监狱最后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上海易手后,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译过平静的生活。……许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旧政权而愿意接受新政权,他们觉得任何政权都不会让自己活不下去。

击垮沈从文的,是中共文化管家郭沫若的一篇檄文。在沈从文工作的北大校园,有人在壁报上贴出了来自香港的文章,名曰“斥反动文艺”,原发1948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在1949年以前的文化界,沈从文可谓特立独行之士,他蔑视权力,不屑于加入国民政府参政议政,又厌恶那些鼓动革命的“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节,因而在知识界拥有良好的声望。中共地下党员、学生吴晗一心拉他入民盟,被他坚拒。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几篇时论里,疾呼为了新中国放弃党争,不愿让人民再做无谓的炮灰,他心里有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愿景。

基于人性立场,沈从文高声反对国共内战:

“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

“我们对于在朝在野伟人政客的信念,事实上都已完全动摇。”

这些锐利的句子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沈从文的政治立场。

他认为,年轻人在“争夺”之外,应该寻找另一条路:“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而文学的作用,就是“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他对作家的期许是:“一个真有头脑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工作虽无从重造这个社会全体,却容易给未来一代负责者在生命最重要的青年阶段中消毒免疫。能使之消毒免疫,这国家明日的命运,很可能便不同了!”

一篇“《文学周刊》编者言”,一篇“向现实学习”,这两篇分别于1945年11月10日和次年10月20日发表的文章,彻底激怒了革命文化阵营。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剑拔弩张,虽有和平谈判和美国调解,但内战一触即发,民众期盼多年的和平的希望眼看着将要破灭。在1947至1948年间,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曾经发起了一场松散的争论,名为“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自由主义者已经明白到了必须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刻,但他们未必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取得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文宣机构以解放人民的“革命战争”替代“国共内战”,自然会视反战者为敌。读了沈从文的文字,我们就该明白郭沫若为何要置他于死地了。按照共产党文化管家的逻辑,不拥护就接近于反对,更何况是如此决绝地发出犀利的反对声。

更令郭沫若之类革命文化运动健将愤慨的是,沈从文斥责这些“活动人物”寄食于文化运动的名分上,将作家放置于宣传机构门下任其驱使,他们只是在争名词是非的同时争名分。

反击是必然的。他们指责沈从文“诋毁了一切为人民的苦难呼吁的文艺……污蔑了一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奔走牺牲的作家”,讥讽沈从文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是想做国民政府的名士,……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郭氏檄文出笼。

从杀气腾腾的题目就可看出其审判官的角色。在政权易帜之际,郭沫若以中共文化裁决者的身份,吹响了清理阶级门户的号角。文章开宗明义提出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由此出发,指责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为“文字上的春宫”,并将沈从文的罪状一一罗列:抗战初期,高唱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后期反对作家从政,今又将“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称之为“民族自杀悲剧”,——“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最后斩钉截铁地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素臣是清代小说《野叟曝言》里的主角,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全能型的救世英雄,他凭一己之力将儒教推向世界。郭沫若将沈从文与之相比,且加了一个形容词“摩登”,以讥讽其过气的主张以及自不量力的滑稽程度。

郭沫若还别出心裁地将“反动文艺”划分为“红黄蓝白黑”诸色,裁定沈从文为桃红色,朱光潜为蓝色,萧乾为黑色。宣称现在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这三色,“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郭还进行攻心战:“我们也并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

文化管家警告政治立场中立的文化人:你们很容易被当成反动派的花瓶而利用,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的报刊上发文章。

该文的逻辑铿锵有力:不赞同革命的,当然是敌人,必围剿之;不积极参加革命,也有问题——要么是帮凶,要么被人利用,都必须自觉向革命靠拢。

不读这篇檄文,是无从体会沈从文的惶恐的。这是一言九鼎的革命判决书,彻底宣判了文人沈从文的死刑。从罪证到推论,言之凿凿,一下子击中了他的死穴,他无力辩驳,也无法辩驳,他感受到了那股强硬的寒意,因预感大祸临头而惶恐不安。神经高度紧张的沈从文,感觉被人盯梢,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他也确实收到了恐吓信,瞥见了后窗窥视者的影子,于是,他精神失常了,成为人们眼里的“病人”。

在新中国,人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没有私人存在的空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无饭可吃。国家机器强制消灭了社会,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全部国有化,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无从立足,一个被单位包裹的人,事实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组织抛弃(林贤治语)。因而,谁也就没有与强力抗衡的底气和可能,投降缴械是必然的事情。

1949年7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新政权掌门人毛泽东在不到二百个字的欢迎辞里说:“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这样的逻辑和句式自此风行,被欢迎的753位对象从此有了自己的上帝。沈从文不在此列,因为他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不久,病未愈合的他,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学习”。

“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1949年5月30日,孤独而绝望的沈从文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像是慨叹,又仿佛是一道可怕的谶语。

沈从文在同年9月8日给丁玲的信中说:“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但怕的东西偏偏要来,他终究是毁灭了。

参考书目:

旅途日记五种 叶圣陶著 三联书店2002年版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 钟叔河编订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

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林贤治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

沈从文家事 刘红庆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 张新颖著 《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

沈从文与民盟 李斌著 《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似水华年 王道编 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 陈寿立编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沈从文人文三书 沈从文著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注:作者专栏文集《暮色四合》已经出版,敬请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mail.com)

读者评论
xinzilai 2017-04-21 12:32:32
算老愚读了点书了
谭子 2017-04-20 19:37:45
真知说,如果你干净的,你可以
一生何求 2017-04-20 17:29:43
torreseric 2017-04-20 16:26:45
写的不错。一点独立空间都不给的社会氛围是容不下一个文人的。文人,艺术家,总而言之,充满理想主义的幻想者,都是这样无用却必要的存在。我厌恶没有个人空间的氛围。
山明水净 2017-04-20 14:48:22
那些暴虐和支配被假借于我们最珍视的自由与自主的名义而加诸于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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