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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边缘

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下)

老愚:经过一番“改造”,沈从文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病根所在,自觉放下个体的生命意识,服膺了革命真理。

“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 这是作家沈从文的开场白,时为1981年,他应邀在故乡湖南省博物馆演讲。他紧接着说,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这次来主要是向各位学习,”……事实上,他这次可算是衣锦还乡,他携夫人,在两个亲密助手的陪同下,从广州校对传世名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路过长沙,被家乡当作贵宾迎接,台下坐的都是前来聆听著名文学家、历史文物学家教诲的虔诚观众。

在赞美者眼里,此为大师的谦卑;若自批评者的角度看,则不免为沈从文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被新中国修理得如此不堪,几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恰是三十多年革命运动的结果,个性,棱角,自尊,都是消灭的对象。一个文化人需时时夹紧尾巴,否则便有惩罚自天而降。一个人的言语、行动,无时无刻不处于革命群众的监控之下。不低眉顺眼混同于沉寂者的行列,一个有思想的人随时会被扑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成功者——他自如地学会了卑微,不让大家产生排异反应。

1987年7月,沈从文与来访的瑞典作家汉森有一段奇妙的对话:

对方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回答:“是比较喜欢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又说,“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对方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回答:“不是。”

既叫习作,又说是代表作,这很难让人明白其中的逻辑。倘若照黄永玉先生的解码——“把否定当肯定”,就恍然大悟了。沈从文是通过自贬——弱,赢得人们的怜悯,但你若真以为他弱,却不免上当了,他骨子里非常自信而强悍。“习作”是示人以弱,“代表作”才是强悍。当你把“习作”视为谦语,你就对了。

晚年黄永玉揭示了表叔沈从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示人以弱;二是很会超脱。既是个性,也未尝不是其生存策略。

我理解,所谓“很会超脱”,指的恐怕是很容易从现实情境里脱身而出,留一具枯壳游戏人间。聪慧过人的他懂得生存原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低头便是以弱示人;骨子里倔强依旧,在服从的外表下,完成自己的生命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沈从文在家里被视为落后分子,妻子张兆和受组织信任,肩负教书育人重任,两个儿子积极要求进步,长子在思想上同他划清了界限,次子也不理解他的怪样。他成了革命大潮中的孤家寡人,即是这样,也不能置身事外,新中国是不允许他掉队的,他必须过革命关。1950年初,他被送进临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当局开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意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令其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因而所谓学习,便是强制性地灌输一整套革命理论,逼迫一个人不断反省,直到过关,被组织接纳。据沈从文后来的同事史树青回忆:“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理论干将,所写《大众哲学》一书被中共作为洗脑教科书,他力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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