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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

LACMA馆长高文:要取消文化等级

吴可佳:西方艺术仍将欧洲艺术放在绝对重心。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馆长兼CEO麦克•高文希望消除现存的文化等级。

我们所做的是,在过去十年全球对于艺术史的批判性思维新趋势的领导下,在美术馆以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我们在洛杉矶能够做的是建立一个架构(infrastructure),使这些改变得以实现。美国某些历史较长的美术馆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它们无法做太大改变。而我们的历史只有五十年。当十年前我来到LACMA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完全重建这家美术馆。在二十五年间的时间里,我们会一点一点地重建这家美术馆。下一个项目是:拆除美术馆的一部分旧馆,建设一所新馆。

这其中的思路是:新馆能够为我们实施新的艺术项目提供其所需的技术架构。在新馆中,我们能更为频繁地轮换呈现馆藏、让观众感觉更为亲切、对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公园和公共广场更加开放------因为在加州、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我们的美术馆有大量的户外空间。新馆将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艺术史。

我不是说所有的美术馆都得这样做。我们在洛杉矶,美术馆又非常年轻,能够去尝试新的事情,我甚至觉得我们的职责就是尝试新事物。

吴可佳:谈到贵馆的扩建,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您的职业生涯一直与美术馆的扩建相关。从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到迪亚艺术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到LACMA,而LACMA的扩建又是从几年前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雷斯尼克新翼(Resnick Pavilion)开始。

彼得•崒姆托设计的新展厅 Credit Atelier Peter Zumthor

麦克•高文:很多人都在讨论我们准备建设的新馆,这是一个耗资六亿美金、由建筑师彼得•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的庞大建筑计划。大家都用“扩建”这个词,它其实不是扩建。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对LACMA完成了扩建,将美术馆的面积、馆藏和参访量翻番。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处理那些逐渐丧失其功能的旧建筑,并代之以高质量的新建筑。我希望实现的不仅仅是新建筑的功能性和安全性(例如没有漏雨的情况),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呈现艺术,并重新思考一家美术馆的核心元素。

当然其他许多美术馆也建了新馆。当MoMA或惠特尼美术馆建设新馆的时候,它们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访客的构成与几十年前美术馆建成时非常不同,有许多很现实的功能性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都希望为这些现实的问题建立新的建筑结构和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在今天如何呈现艺术?如果你看那些于十九世纪建立的美术馆,他们的展厅一线排开,若你改换中间展厅的展品,整个美术馆的参访路线在布展期间就需要彻底改变,带来诸多不便。

那么你再设想一个新的美术馆形态:它包含了7个小规模的美术馆,如果你关闭其中一个场馆进行布展,对其他的展厅就不会有任何影响。因此我们新馆的设计将使馆藏的展示能够不断轮换,同时不给观众带来参访的障碍。

我想借此机会来重建部分美术馆,我们也考虑过保存旧建筑的方案,但是行不通,一方面这样的费用更加昂贵,另一方面我们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美术馆。通过拆除旧的建筑、建设新馆,我们能够以崭新的方式来对待馆藏的艺术品。

吴可佳:从古根海姆美术馆、迪亚艺术基金会,到LACMA,您怎么看待自己这几十年在不同艺术机构之间的转型?

麦克•高文:显然这些机构非常不同,在古根海姆美术馆,我负责的是全球古根海姆项目,常驻纽约。当时我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合作,他设计了古根海姆在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分馆,我那时负责该分馆的建设项目,经常到洛杉矶出差,也与建筑师和建筑界的顾问合作紧密。

迪亚艺术基金会那段经历则完全以艺术家为核心,甚至迪亚的新空间也是与艺术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LACMA关注的是与公众的关系:社区与艺术家。

我想贯穿其中的线索是,我是艺术家出身,总是乐意与艺术家共事。即使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我做的最早的项目是邀请艺术家丹•弗莱文(Dan Flavin)以他的一道光线的作品充满整个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厅,来重新对外开启美术馆。我不仅仅欣赏在世的艺术家,也往往能够从每一件艺术作品当中感受到艺术家的创造力。

当然在这个共同线索之下,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经历更多的是侧重全球的艺术交流,迪亚艺术基金会是专注于由艺术家来创造美术馆,而洛杉矶的经历则专注于这个城市多元文化的公众。

吴可佳:特别是目前馆长的身份,您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包括董事会成员、公众、员工等等。我记得您于2014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演讲中谈到,每当您的工作遇到挑战,都会去找艺术家们交流。

麦克•高文:的确如此,当在艺术院校读书时,我常常想,怎么能够解决那些难题?你看了我的演讲,可能记得我在其中提到的上下倒置、里外翻转、前后反置的概念。如果你把问题转过来,事情就会非常不一样。

比方说,将美术馆的室外部分做得和室内部分一样精彩,将艺术史倒转过来,更为重视现在,而不是过去,也是行得通的。即使对于艺术界的文化等级问题,进行上下倒置,你可以从你所希望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每当我被困难卡住的时候,我会去找艺术家交流:比方说:我不知道LACMA应该推出一个怎样的新标识(logo)、想不清楚一个装置作品应该怎么办,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会与艺术家沟通,他们往往能够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些困难。

吴可佳:如果您有一天退休,希望给后世留下怎样的传奇呢?

麦克•高文:遗憾的是,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退休。十年前我来到洛杉矶时,我想,商业社会是以每个季度来衡量企业的业绩,每个季度上市公司都要发布季报,这是股东们非常关注的。对于博物馆而言,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来对它进行衡量:二十五年,而不是一年。因为你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适应并改变一家公共机构。

在迪亚艺术基金会,机构规模比较小,当时我们改变它所花费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在古根海姆美术馆,这个机构的历史比较长,而且当时全球项目的资金也比较充裕。

这个有条不紊的、通过二十五年来发展和演变的概念将融合很多批判性思考、新的艺术史理论、新的艺术家的思潮,并为艺术带来新的构建。美术馆虽然还是美术馆,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感受会截然不同,将富有更多的可变性、流动性、延展性、开放性、外在的随意性以及内在的严肃性。我希望这样的尝试能够成功,能带来更多的新思维。如果能够实现这些,我将非常满意。

吴可佳:您谈到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周期。您在迪亚艺术基金会工作了十二年,在LACMA已经工作了十年,那么未来的十五年中,您对LACMA的远景规划是怎样的呢?

麦克•高文:我想这个远景规划是让LACMA的固定性减弱,同时为它带来一个结构,鼓励持续的改变和创新。我对这样的结构更感兴趣,并希望它能够培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这是我的目标:如何改变美术馆的构建(来实现这一点)?

因为我看到策展人和艺术家常常改变他们的想法。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展厅发生了各种变化,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馆藏的变化以及策展人思想的转变。最后我们意识到,应该建设一所能够容纳更多变化的美术馆。

此外我们实施的另一个计划是:洛杉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提到美术馆,人们往往会想起一个盒子的形象(我们的新馆是曲面的),有室内和室外。我觉得在洛杉矶,一个美术馆应该有多个地点。其他很多美术馆已经做了类似的事情,例如洛杉矶当代艺术馆(L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在附近就有两个场馆。但是洛杉矶地域广阔,我们现在负责管理麦克阿瑟公园(MacArthur Park)查尔斯•怀特小学的画廊(Charles White Elementary School)。今年春天,这个画廊会有面对公园的新入口。我们结合艺术家、小学生和我们的馆藏策划一系列的艺术项目,这会成为LACMA在麦克阿瑟公园的一个工作分支。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将美术馆推广到其他多元文化的社区当中。

吴可佳:这让我想起您之前接受其他媒体的一个访谈,里面讲到艺术家总是走在最前沿,而美术馆是试图跟上艺术家。我采访MoMA的馆长格伦•劳瑞(Glenn Lowry)时,他说对于MoMA的远景规划是:希望未来美术馆成为一个孵化器,因为思想是流动的、不受美术馆的外墙的限制。您对于未来美术馆的展望也与格伦非常相似。

麦克•高文:格伦和我经常就这一观点进行交流。这个想法中的许多创新之处都来自于现当代艺术美术馆。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家是超前的思想者,你必须得跟得上他们,因此美术馆必须做出改变。十年前,当我被任命为LACMA馆长时,这家机构的员工充满了恐惧感:(我)这个之前做当代艺术的人来负责管理这家代表艺术史的美术馆。尽管我学习过古代罗马建筑及艺术史和巴洛克文化史,但人们还是非常担心。

如果你看现在美国各大美术馆的馆长:无论是布鲁克林美术馆、还是芝加哥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仅仅是几年的功夫,这批馆长都具有现当代艺术背景。

吴可佳:因为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麦克•高文:这就是美术馆不断发展的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其他美术馆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我和这些美术馆的馆长们经常交流。我们常常一起思考、讨论各自的想法。

我也与洛杉矶的同仁交流频繁、分享心得。你可能听说过盖蒂(Getty)的太平洋标准时间(PST: Pacific Standard Time)艺术项目,是一个跨洛杉矶市的艺术展览项目。今年的太平洋标准时间项目由洛杉矶五十至六十家美术馆及画廊参与,主题为“LA/LA”(拉丁美洲和洛杉矶)(Latin America/Los Angeles),讨论洛杉矶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我也邀请其他美术馆的同仁来讨论我们在LACMA所做的这些尝试,大家的共识是: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应该不断地更新“美术馆”的概念。尽管许多公众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只想到美术馆来看艺术品。但是他们能感受到这个领域处处在发生变化,包括美术馆的可介入性、以及美术馆也在反思未来和过去。

吴可佳:当前全球的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展望未来,在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您又如何看待21世纪的美术馆呢?

麦克•高文:有两种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一种是不去考虑最近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的新政局,而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思考,世界是变得越来越扁平了,我们刚刚讲到了LACMA如何尽可能地消除文化等级,变得更为扁平,不会偏重一种文化而忽视另一种文化。数字化、科技、全球化旅行和共享经济的确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这样的改变。而我们也围绕着“世界逐渐扁平化”的观念来对美术馆进行革新。

但是在全球化、数字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巨变中,也有很多人越来越困惑,感觉被时代所遗忘了。过去工业革命所创造的某些就业机会——美国和英国曾经走在工业革命的前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产业重新组合,许多人未能走在新经济的前沿,落在了后面,因此反对时代的改变。我个人并不觉得当今的世界与过去有如此的不同,也不觉得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是非常独特的。我觉得近期发生的(政治)事件是全球化与本地化保护的一种对话。

事实上,美术馆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我们以消除文化等级的方式来对待全世界的艺术和创造力,但是又不希望他们都混在一起,变得了然无趣,我们希望保持数百年来所建立的、不同文化身份的质量。

而国家的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历史的长河中,200年弹指一挥间,从艺术角度而言,这种混合文化的对话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当这些政治事件发生时,无论是英国脱欧、美国新总统上任、还是目前在哥伦比亚的政局变化,我对美术馆的员工说,你们现在的工作比原来更重要。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相互理解?如何庆祝彼此的差异,而不是将差异视为威胁?

美术馆所试图实现的是将差异作为人类文化的核心,我们彼此不同,并在差异中寻找乐趣。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理念,那么全球经济福利上的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

吴可佳:而贵馆新馆的建筑设计也体现了这样的哲学思想:通过开放性、透明性来告诉人们:21世纪不是仅仅关于一种思维和一种理念,而是关于不同思维与理念的相互理解与包容。

麦克•高文:的确如此,这个新建筑的设计是在潜意识地传递这样一个想法:开放性和透明性,甚至包括弯曲的外立面:以及没有前门和后门,试图在说,没有哪个文化被放在前面,更没有哪个文化被搁置在后面。我们所做的这些尝试都在以细腻的方式传达这样的信息:这里比你所想象的文化等级更少,比你想象的可能性更多,事物是持续变化的。

你知道,人们总是不习惯改变。艺术史帮助人们意识到变化所带来的价值,每种变化只是带来差异,未必是好事或者坏事。

此外,我想说的是,加州从外面看是很随意的:阳光灿烂,人们享受户外的生活,但是其核心对每件事却是非常严肃的。我喜欢这种外在休闲,内在认真的态度。因此我们的美术馆希望做到:尽管它外在随意,但是当你进入到美术馆内,能够与两千年间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产生深入的交流,并感觉到它们与你息息相关。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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