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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

从同志文学看台湾解严

纪大伟:不少人认同台湾今日同志文化荣景是解严最亮眼成果之一。但冠冕不该一直留在政治名人头上,而应回归无数小民。

编者的话:今年,是台湾宣布解除戒严30周年。FT中文网邀请学者和媒体人撰稿,尝试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形塑了台湾这一代人,以及80年代留给台湾社会的资产和限制。以下是本系列的第二篇文章,从台湾同志文化来看,戒严之下,同志文学的迂回,以及背后的无数小民。

台湾在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以来,至今已届30年。这30年的解严经验交出来的成绩单如何?对关心同志的人士来说,今日的同志文化荣景几乎是解严最亮眼的成果之一。

在街头层面,台湾同志大游行已经成为东亚规模最大的同性恋街头盛会。国际媒体关注台湾同志游行之余,经常将这场盛会归功于解严,仿佛解严启动了自由、民主、开放、包容、进步。又,在法治层面,台湾即将成为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第一个亚洲社会。国际媒体经常把台湾即将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归功于台湾对待同志的相对友善态度,并且将这种对社会边缘人的友善态度追溯到解严的魔术时刻。另外,在文化层面,台湾享有东亚少见的丰硕同志文学史。(该说明的是,我当然承认其他东亚国家也有生机蓬勃的同志文化,只不过其他国家的同志文化可能在夜生活、电影、地下社团等等舞台发光发热,而不见得像台湾一样曾经密集押宝在文学这个舞台上)。

光就文化层面来看,1990年代经常被视为台湾同志文学的黄金时期:描绘男同志中年的朱天文长篇小说《荒人手记》、展现女同志大学生的邱妙津中篇小说《鳄鱼手记》、影射孔子是同性恋的田启元小剧场作品《毛尸》、直面同性恋性生活的陈克华新诗、剖析母女情结的陈雪短篇小说,都是在1990年代登上文学舞台,从此在文化界以及同志文化圈发挥长远的影响力。

在1990年代之前,同志文学并非在台湾缺席,早在1950年代,台湾读者就可以在现代中文的报纸上读到符合美国媒体定义的同性恋野史与故事。但是,同志文学在媒体界、出版界铺天盖地而来,让人目不暇给,毕竟是1990年代才出现的世纪末现象。为了解释同志文学的1990年代盛世为何突然浮现,各界文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纷纷归功于1987年的解严,声称解严之后,言论自由松绑,报禁解除(按,在戒严时期,台湾每一天的报纸种类有限,每一份报纸只有3大张,也就是只有12个版面;在解严之后,报纸种类和每天报纸张数都激增),作品和作家遂百花齐放,同志文学也趁势兴起。这一套归功解严的讲法简明易懂,让各界津津乐道,直到今日。

身为台湾文学与同志文化的研究者,我并不否认累积到2010年代的台湾同志游行人气、同志婚姻辩论、同志文学历史,都是阶段性可观成果。但是,我反对将这些成果轻易地、草率地归功于解严这一回事。

不轻率的把解严看成魔术时刻

我并不是反对解严本身。台湾文学充满解严之前独裁统治时期的伤痛历史,让人读了惊骇。我衷心期待其他活在戒严状态的各地民众也可以早一天享受他们各自的解严。但是,我反对一种浮滥的说词:“因为解严,所以台湾进入自由开放的新阶段。”这种说词在不同年龄层、不同政治色彩、台湾境内境外的人们口中流传。这种说法最大的危险,就是提供“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不少人觉得解严后的台湾已经美好,所以人民没有必要持续批判目前的台湾政治。人们觉得今日台湾只需要拚经济(口语一点来说,拼经济就等同让每个人的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加),至于其他议题就可以先搁在一旁晾著。这种将一切美好事物都归功于解严的说词,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执政者都同样喜欢的:他们都呼吁民众要以解严为荣,要享受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荣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鼓励民众安于现状,却不鼓励民众反省看似自由开放的表象底下有什么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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