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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

从同志文学看台湾解严

纪大伟:不少人认同台湾今日同志文化荣景是解严最亮眼成果之一。但冠冕不该一直留在政治名人头上,而应回归无数小民。

从艾滋开始思考,读者才有机会顺便回顾两个常见的问题:

“同志是什么?和同性恋有什么不同?”

“酷儿与同志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问题一再“凸显”同志和酷儿,却也同时一再“不凸显”另一个如“藏镜人”一般的关键词:艾滋。我认为,如果没有将艾滋与同志、酷儿一并讨论,就等于忽视同志和酷儿得以立基的历史基础。

“同志”、“酷儿”、“同性恋”三者在今日台湾经常被视为同义词,但是这三者“跟历史的关系”各自不同。在艾滋恐慌冲击台湾之前,“同性恋”是唯一通行的标准用词(偶尔被“性变态”等等不精准词汇置换);在艾滋恐慌之后,“同志” 这个新词的通行程度很快赶上“同性恋”。正是因为艾滋带给同性恋人口重大痛苦,所以有些人偏偏主张同性恋的光明与快乐、有些人则选择承认同性恋本来就有黑暗、颓废、羞耻的面向──前一批人喜欢“同志”这个词,后一批人采用“酷儿”这个词。要解释同志与酷儿于1990年代崛起,就要从1980年代崛起的艾滋恐慌寻找线索。

在没有自由的年代走私自由

在“将解严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和“将艾滋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这两种历史观点中,我不选锦上添花的、看起来归功给政府的前者,而选了记取伤痛的、记得民间受苦的后者。种种资料显示,台湾首次出现的艾滋恐慌,要归因于美国媒体大幅报导美国明星等人感染艾滋造成的跨国效应。“将(台湾)解严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和“将(国外)艾滋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这两种历史观点的差別,除了在于“庆贺”(庆贺解严)和“哀悼”(哀悼艾滋)的对比,还在于“内部变革”(聚焦于解严,就难免限缩焦点于国内)和“国际变局”(聚焦于艾滋,却必定要观察国际动态)的对照。

早在1987年5月,也就是在蒋经国于1987年7月宣布解严的两个月前,台湾媒体人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第19期推出艾滋专题,封面印著“AIDS、世界的疾疠”这几个大字。以人道关怀摄影出名的《人间》在这个专题刊出多张照片,其中多达9张照片展示外国艾滋病人──但其中没有任何一张照片与台湾有关。专题文章之一题目为《AIDS滋生的病床:驳“天谴同性恋者”说》,撰稿人是台湾作家王菲林,但文章内容描述国外状况,却没有呈现台湾本土情形。这一期《人间》透露出几个讯息:一,在1980年代台湾人眼中的艾滋似乎只属于外国人;二,早在解严前,台湾媒体已经留意艾滋课题(《人间》并不是最早的媒体例子);三,早在解严前,“AIDS是同性恋者的天谴”一说已经席卷国内外,要不然,王菲林也不必写专文反驳这个说法。

台湾小说家舞鹤的短篇小说《一位同性恋者的秘密手记》于1997年发表在《中外文学》,不过舞鹤自承这篇小说于1980年代写成。也因此,这篇小说对于艾滋的理解应该被1980年代的时空所制约。文中大量使用两种指涉男同性恋性行为的语词。第一种用语是没有20世纪末时代感的、仿佛早在古早台湾就已经存在的本土俗语,亦即指涉屁股、生殖器的种种“黑话”;第二种用语,是极具20世纪末时代性的“AIDS”与衍生词──当时中文翻译成“爱死”、“AI”与“DS”。“爱死”这个汉字翻译将“AIDS”变得无比沉重,然而,“去汉字化”的“AI”和“DS”反而将AIDS变得轻佻可爱。小说中AIDS的翻译一方面把同性恋压入黑暗,例如第59节“爱死照在墙壁”、第61节“爱死第187号”内容。另一方面却又凝聚同性恋者的力量,而且将同性恋请出暗处。如第63节“感谢AIDS”的叙事者表示:“AIDS炒热了我们”。这63节的题目“感谢AIDS”,应该诠释为“多亏AIDS”、“都要怪AIDS”──并不是要将AIDS盛赞为善,而是要点出这个外来语带来的契机:同性恋从单数汇集成为复数,从暗处被请入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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