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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

从同志文学看台湾解严

纪大伟:不少人认同台湾今日同志文化荣景是解严最亮眼成果之一。但冠冕不该一直留在政治名人头上,而应回归无数小民。

舞鹤呈现艾滋的笔法可能让不少读者觉得不知所云。但我认为以上的文本片段吐露了几个讯息:(一)就连当时隐居的舞鹤都知道艾滋对同志次文化带来猛烈冲击;(二)艾滋当时的正式称呼仍然是国际人士决定的“AIDS”(字面看起来没有任何暗示),而不是台湾人用戏剧化心态决定的“爱死病”(字面带有嘲弄、咒骂的暗示);(三)跟艾滋相关的人担心自己曝光,却又期待自己可以公然面对社会。

在戒严时期,文坛人士除了像陈映真这样办杂志公然谈论艾滋,像舞鹤这样闭门在小说写艾滋之外,有些人甚至走出文学作品的暧昧保护壳,在日常生活不畏争议地为艾滋感染者仗义执言。在1970年代以同性恋中篇小说《逃避婚姻的人》成名的台湾作者光泰就是在戒严时期胆敢公开为同志发声的少数人士之一。早在1985年,台湾刚出现第一名因为艾滋去世的病例之后,光泰却在众人围剿同性恋的时刻挺身而出,成为第一个针对艾滋发言的公众人士,还前往政府卫生管理部门与官方谈话。光泰的这番胆识,不能归功给宣布解严的政府,而要归功于民间无可抑制的生命力。

在同志文学史里,解严之后的篇章的确比较冶艳奔放,戒严时期的篇章诚然郁郁寡欢,正因为这两边之间的强烈对比,我对内敛委屈的戒严时期同志文学生态圈尤其好奇。在同性恋这个称谓还是说不出口的忌讳之际,许多文坛人士却愿意采用迂回、偷渡、矇混的技法为禁忌之爱发声。在声称已经自由的年代叫卖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在仿佛没有自由的年代走私自由才是壮举。解严的冠冕不该一直留在政治名人的头上,而应该回归无数推动解严的小民。

(作者为台湾知名作家、学者,现为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著有《同志文学史》。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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