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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

从同志文学看台湾解严

纪大伟:不少人认同台湾今日同志文化荣景是解严最亮眼成果之一。但冠冕不该一直留在政治名人头上,而应回归无数小民。

“因为解严,所以台湾进入自由开放的新阶段。”这种说法带来的危险,除了提供“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也强化了“夸大境内、小看境外”的误解。我说的境内是指台湾,境外是指国际社会。将一切社会变迁归功给解严的人士很可能顾此失彼,小看了国际社会在解严当时同时遇到的剧烈震荡:从冷战跨入后冷战的巨变。台湾境内的解严,跟苏联解体、柏林围墙崩塌、英美新自由主义阵营战胜共产阵营几乎都是同一个时代发生的大地震。在台湾境内庆幸脱离戒严霸权的民众,其实刚好堕入了另一种霸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金钱至上,不能直接帮忙赚钱的社会正义则靠边站。台湾民众在1990年代感受到的自由开放气氛,究竟有多少该归功于境内的解严,又有多少该归功于境外的后冷战秩序?同样,民众在2010年代感受到政治苦闷、财团肆虐,又有多少该归咎于解严30年后的无力感,有多少该归咎于后冷战新自由主义的过度有力呢?我稍后将进一步谈论国际社会为台湾同志文学带来的冲击。

“因为解严,所以台湾进入自由开放的新阶段。”这种说法很偏颇,因为它诱导民众将政府视为首要功臣,同时又让民众小看了民间的贡献以及痛苦。我强调同志在解严前后的贡献和痛苦不可低估。说得精确一点,我要指出,早在解严之前,同志已经投身追求自由与开放,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解严。这就是解严之前的同志贡献。而在解严之后,同志仍然饱受国家机器的挑衅与压迫:警察(警察是国家机器、国家暴力的典型代理人)针对同志场所进行浮滥临检,从解严之后一直到今日,都没有停歇。警察在电脑网路、手机交友软件中诱捕同志、将无辜同志罗织入罪,也是解严之后频繁发生的事实(电脑网络和智能手机都是解严多年之后的新鲜科技)。说解严之前同志没有争取自由,或是说解严之后同志已经享有自由,都是昧于史实的说法,小看了同志的贡献和痛苦,同时也轻易放过被过度讴歌的台湾解严神话。

艾滋恐慌作为转折点

接下来我想要把焦点放在1980年代的台湾。

一般认为,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才得以享受民主自由。这种讲法严重忽略了一个事实:要不是1980年代国际人士以及台湾民间(不只限于国民党之外的“党外人士”、不只限于即将组成“民进党”的人士)不断催促蒋经国政权改变,蒋经国怎么可能半推半就启动解严?同样的道理在同志文学史里头也看得见。我坚持,1990年代的同志文学黄金时期并不应该从解严的1987年开始算,而要从1980年代初开始算:早在1980年代初,国际社会面对艾滋的恐慌,以及这种恐慌以骨牌效应敲击台湾民间的力道,都让同志文学早就在1980年代初开始转型。

我认为,把1990年代同志文学的灿烂成绩上溯到“解严”这个“快乐”的时间点,只是为解严这个被神圣化的时刻锦上添花。这种锦上添花之举终究导向“因为解严很好,所以同志文学很盛”这种让人感觉良好的推论。然而,如果把世纪末的同志文学上溯到“艾滋出现”这个“悲伤”时间点,读者才会发现一直让同志如鲠在喉的艾滋污名。这种回顾伤悲的读法可以导向“偏偏因为艾滋带来悲伤,所以同志文学‘反而’很盛”这个说法。在艾滋污名仍然挥之不去的21世纪初期,(艾滋带来的)悲伤促成(文学领域的)兴盛的弔诡缘分仍然值得被记得。

从艾滋开始思考,读者才有机会顺便回顾两个常见的问题:

“同志是什么?和同性恋有什么不同?”

“酷儿与同志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问题一再“凸显”同志和酷儿,却也同时一再“不凸显”另一个如“藏镜人”一般的关键词:艾滋。我认为,如果没有将艾滋与同志、酷儿一并讨论,就等于忽视同志和酷儿得以立基的历史基础。

“同志”、“酷儿”、“同性恋”三者在今日台湾经常被视为同义词,但是这三者“跟历史的关系”各自不同。在艾滋恐慌冲击台湾之前,“同性恋”是唯一通行的标准用词(偶尔被“性变态”等等不精准词汇置换);在艾滋恐慌之后,“同志” 这个新词的通行程度很快赶上“同性恋”。正是因为艾滋带给同性恋人口重大痛苦,所以有些人偏偏主张同性恋的光明与快乐、有些人则选择承认同性恋本来就有黑暗、颓废、羞耻的面向──前一批人喜欢“同志”这个词,后一批人采用“酷儿”这个词。要解释同志与酷儿于1990年代崛起,就要从1980年代崛起的艾滋恐慌寻找线索。

在没有自由的年代走私自由

在“将解严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和“将艾滋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这两种历史观点中,我不选锦上添花的、看起来归功给政府的前者,而选了记取伤痛的、记得民间受苦的后者。种种资料显示,台湾首次出现的艾滋恐慌,要归因于美国媒体大幅报导美国明星等人感染艾滋造成的跨国效应。“将(台湾)解严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和“将(国外)艾滋作为同志文学转折点”这两种历史观点的差別,除了在于“庆贺”(庆贺解严)和“哀悼”(哀悼艾滋)的对比,还在于“内部变革”(聚焦于解严,就难免限缩焦点于国内)和“国际变局”(聚焦于艾滋,却必定要观察国际动态)的对照。

早在1987年5月,也就是在蒋经国于1987年7月宣布解严的两个月前,台湾媒体人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第19期推出艾滋专题,封面印著“AIDS、世界的疾疠”这几个大字。以人道关怀摄影出名的《人间》在这个专题刊出多张照片,其中多达9张照片展示外国艾滋病人──但其中没有任何一张照片与台湾有关。专题文章之一题目为《AIDS滋生的病床:驳“天谴同性恋者”说》,撰稿人是台湾作家王菲林,但文章内容描述国外状况,却没有呈现台湾本土情形。这一期《人间》透露出几个讯息:一,在1980年代台湾人眼中的艾滋似乎只属于外国人;二,早在解严前,台湾媒体已经留意艾滋课题(《人间》并不是最早的媒体例子);三,早在解严前,“AIDS是同性恋者的天谴”一说已经席卷国内外,要不然,王菲林也不必写专文反驳这个说法。

台湾小说家舞鹤的短篇小说《一位同性恋者的秘密手记》于1997年发表在《中外文学》,不过舞鹤自承这篇小说于1980年代写成。也因此,这篇小说对于艾滋的理解应该被1980年代的时空所制约。文中大量使用两种指涉男同性恋性行为的语词。第一种用语是没有20世纪末时代感的、仿佛早在古早台湾就已经存在的本土俗语,亦即指涉屁股、生殖器的种种“黑话”;第二种用语,是极具20世纪末时代性的“AIDS”与衍生词──当时中文翻译成“爱死”、“AI”与“DS”。“爱死”这个汉字翻译将“AIDS”变得无比沉重,然而,“去汉字化”的“AI”和“DS”反而将AIDS变得轻佻可爱。小说中AIDS的翻译一方面把同性恋压入黑暗,例如第59节“爱死照在墙壁”、第61节“爱死第187号”内容。另一方面却又凝聚同性恋者的力量,而且将同性恋请出暗处。如第63节“感谢AIDS”的叙事者表示:“AIDS炒热了我们”。这63节的题目“感谢AIDS”,应该诠释为“多亏AIDS”、“都要怪AIDS”──并不是要将AIDS盛赞为善,而是要点出这个外来语带来的契机:同性恋从单数汇集成为复数,从暗处被请入亮处。

舞鹤呈现艾滋的笔法可能让不少读者觉得不知所云。但我认为以上的文本片段吐露了几个讯息:(一)就连当时隐居的舞鹤都知道艾滋对同志次文化带来猛烈冲击;(二)艾滋当时的正式称呼仍然是国际人士决定的“AIDS”(字面看起来没有任何暗示),而不是台湾人用戏剧化心态决定的“爱死病”(字面带有嘲弄、咒骂的暗示);(三)跟艾滋相关的人担心自己曝光,却又期待自己可以公然面对社会。

在戒严时期,文坛人士除了像陈映真这样办杂志公然谈论艾滋,像舞鹤这样闭门在小说写艾滋之外,有些人甚至走出文学作品的暧昧保护壳,在日常生活不畏争议地为艾滋感染者仗义执言。在1970年代以同性恋中篇小说《逃避婚姻的人》成名的台湾作者光泰就是在戒严时期胆敢公开为同志发声的少数人士之一。早在1985年,台湾刚出现第一名因为艾滋去世的病例之后,光泰却在众人围剿同性恋的时刻挺身而出,成为第一个针对艾滋发言的公众人士,还前往政府卫生管理部门与官方谈话。光泰的这番胆识,不能归功给宣布解严的政府,而要归功于民间无可抑制的生命力。

在同志文学史里,解严之后的篇章的确比较冶艳奔放,戒严时期的篇章诚然郁郁寡欢,正因为这两边之间的强烈对比,我对内敛委屈的戒严时期同志文学生态圈尤其好奇。在同性恋这个称谓还是说不出口的忌讳之际,许多文坛人士却愿意采用迂回、偷渡、矇混的技法为禁忌之爱发声。在声称已经自由的年代叫卖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在仿佛没有自由的年代走私自由才是壮举。解严的冠冕不该一直留在政治名人的头上,而应该回归无数推动解严的小民。

(作者为台湾知名作家、学者,现为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著有《同志文学史》。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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