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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群

治理大城市病不能以新“城市病”为药方

徐立凡:一些城市对大城市病的治理,也导致感染新城市病的新生危险出现:即以机会平等的退化为代价换取城市的空间优化。

1961年,“城市教母”简•雅各布斯决定对1950-1960年代美国城市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展开批判。她辛辣地写道:“如果说城市中的改建部分以及遍及城市各处的无休止的开发项目正在把城市和周边地区变成一碗单一的、毫无营养的稀粥,这并不奇怪。所有这一切以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或第四手的方式,出自同一碗知识稀烂粥。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中没有哪个部分像城市一样曾被这样有目的地加以控制,以准确地达到我们正在达到的这种状况。”

简•雅各布斯大概想不到,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全球大城市建设大都仍然遵循着“知识稀烂粥”规定的逻辑。特别是那些将大城市建设视作现代化奖状的后发国家。被严格控制和引导的土地项目开发,在塑造了一个个新的但过于雷同的城市风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贻患。现在人们将这些贻患命名为“大城市病”。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布的《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9》对“大城市病”的总结是:气候变化和城市对化石燃料动力汽车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环境挑战; 快速城市化、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和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口的扩张带来的人口挑战;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城市扩张和无计划的半城市化等。

毫无疑问,作为最近30年城市化率最快、大城市建设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也患有类似的“大城市病”。实际上,中国不少城市的大城市病,远比简•雅各布斯当年要抨击的情况更复杂——这些病状不仅源于城市规划者的“知识傲慢”,还源于城市规划者们在城市建设中夹杂了过多的功利性政治追求。这些追求因城市决策体系的“权力傲慢”而被无限释放,由此也增加了今天中国城市治理大城市病的难度:不仅要警惕“知识稀烂粥”,还必须对具有强大惯性的滞后决策体系进行稳健和有序的改造。很大程度上,后者更为困难。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治理大城市病越来越注重制订城市战略空间规划,以及利用空间规划对公共部门的职能进行整合等步骤。这些步骤不仅是对治理大城市病的临床实验,长远看,还势必影响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决策和管理体系的修正。除非怀有先天偏见,多数人会同意,对于治理中国的、涉及行政体系更深层的大城市病来说,这是必要的手术准备。触动了各自为政的城市管理“领地”,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公地管理空间,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能够进行先期驱动的不可能是私营部门,只能是政府部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9》中的关键信息中,就包括“政府应越来越多地在城市和城镇发挥更为核心的作用,以便引导发展计划,确保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当然,对此简•雅各布斯恐怕殊难认同。

但这并不代表简•雅各布斯当年的抨击已不适用。现在,一些城市为治理交通拥堵、提升城市资源承载力,有的大规模拆除违建,许多小店铺、小企业要么外迁要么被迫关停,有的干脆以行政手段冻结房地产交易。而且有不分城市职能一刀切行事的趋势。这种粗放式做法固然可以说是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也是治理大城市病的需要,但也导致感染新城市病的新生危险出现:即以机会平等的退化为代价换取城市的空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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