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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中国反腐

孙晶:中国这一轮反腐是对几十年来依靠旧体制“疲劳驾驶”的一次大修,目标是增强中央政府和最高层的执政权威。

转眼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接棒已然五年。这五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谓变化纷繁复杂。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处于各种关键节点。从政经两个宏观角度总结这五年的道路,经济上中国国力继续增长,以平均购买力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于2015年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同时中国经济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面临着增速放缓、地区差异扩大的难题。政治上,中国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上越来越自信。这一强势,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极大增长的自然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相关国家的不安。两个趋势难以对错简单论之,而是双方都在转型中摸索新的相处方式。

谈罢经济和外交的大格局,那么国际上对这五年来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最大的关注点是什么?恐怕是最高领导层持续、全面和高压态势的反腐。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言的“苍蝇老虎一起打”作为固定表达,已被西方媒体和学界广泛采用。以笔者生活工作的美国为例,关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猎虎打蝇的报道时常出现在主流媒体。不少教授同仁已把对这一政策的分析,列入《中国政治》课对教学大纲,成为必然探讨的话题。

国内媒体经常将域外观察称为“第三只眼”。那么这所谓的第三只眼,又是如何看待这场中国式反腐的呢?要想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对西方当代政治学研究有个初步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强调所谓“总结型知识”(generalizable knowledge)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中国政治也好、美国政治也罢,不过是诸多个案。学者们的关注是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研究,总结出规律和理论,能够应用于其他个案。笔者记得读研的时候,每每向导师汇报完新挖掘整理出来的数据,导师往往会问一句:“现在你汇报完了。告诉我,那又怎么样(so what)?对你的个案不感兴趣的人,能从你那里学到什么?”这个有些咄咄逼人的“那又怎么样”(so what)恰恰是支持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学者极为重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框架”(analytic paradigm)。他们最为依赖的两个分析框架,就是“权力”(power)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本文接下去会主要从“公共政策”这个框架分析这五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行为。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基于权力的框架分析和意识形态紧密挂钩。而中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不同,决定了这一分析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判断色彩。正因如此,从“权力”入手分析解释政治现象,是西方媒体最爱用的角度,相关人士写起来可谓洋洋洒洒、驾轻就熟。但是,这种权力角度的分析,准确性却需要加上个大大的问号。推测与臆测,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最高层的决策过程,不要说一般的媒体人,就是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权全程参与。这不仅是对中国,就是美国人分析美国最高层决策,也是如此。难怪媒体人士多依赖不具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作为信息来源。但相关作者到底对信息和数据有多深入和准确的掌控?如果只能是“天知地知”般的神神秘秘,那么分析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就难以保障了。

好在西方政治学中有另一个角度,即公共政策,来平衡权力分析的偏颇。公共政策的核心词汇是“理性”(rationality)——政治学者们把政策看作应对某具体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该理性方案的出发点必须是针对团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collective decision)。当然,团体可大可小,包含范围上达国家下至家庭。公共政策这一分析角度的优点,就在于拒绝价值观对分析的左右。与依靠所谓“消息灵通人士”的小道消息不同,公共政策角度力图根据各种公开和官方的信息,阐明政策的标的,并分析政策是否达到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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