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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群

如何逾越城乡鸿沟?

卢斯:都市与偏远地区间的鸿沟在世界各地都很明显。虽然“城市化知识阶层”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但他们的成功滋生了新的隔离。

这世上有些人就是难以满足。上世纪60和70年代,西方的富人们纷纷逃离大城市,以躲避犯罪和城市衰败。这在美国被称为“白人逃亡”(white flight)。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然后又迎来了大复兴,或称为“逆向白人逃亡”。伦敦和纽约如今成了世界的都市中心,有抱负的全球城市都极力想模仿它们。但这两座城市的成功滋生了一个新问题:经济隔离。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其新作《城市新危机》(The New Urban Crisis)中哀叹了21世纪“赢家通吃”超级城市内部的分歧。从破产边缘复苏后,它们现在有点成功过头了。飞涨的房地产价值正将西方各大都市变成全球精英的封闭式游乐场。

佛罗里达曾赞美创意阶层的崛起,而现在他担心非创意阶层的反弹。就像笑话里说的:“玫瑰是红色的,紫罗兰是蓝色的,我是个创客,来这儿赶走你的。”

最紧迫的麻烦是政治上的。英国退欧公投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最鲜明的分歧,也许就在大城市选民与郊区、小城镇和农村选民之间。就像伦敦投票留在欧盟,纽约也压倒性地选择了最终败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都市情感与偏远地区情感之间的鸿沟在世界各地都很明显。2012年莫斯科一半以上的选民没有把选票投给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这位俄罗斯总统仍高票当选连任。上月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巴黎人不足十分之一,而全国则为三分之一。同样的鸿沟也出现在伊斯坦布尔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的其余地区之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政治角度看,被赶走的人正对中产阶层发动报复。是什么推动着这一危机?有解决的办法吗?

最大的原因是工作性质的不断变化。随着就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教育的回报率提高了。我们生活在人力资本稀缺的时代。多数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更喜欢生活在较大的城市,以便与他们的朋友圈成员相处。与本国的郊区邻居相比,他们与其他国家大城市居民往往有更多共同点。

大都市与其余地区之间的鸿沟,既关乎收入,也关乎教育。虽然佛罗里达称“城市化的知识阶层”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如同性恋权益和种族多元化,但他们的成功滋生了一种新的隔离。不那么富裕的人群越来越难以在大城市中心生活。历史上首次,美国多数穷人现在生活在郊区,而精英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些郊区的。

美国多数大城市的凶杀率在过去一代大幅下降。就连凶杀案数量排名全美大城市之首的芝加哥,其每年的凶杀案发生率也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期下降了近一半。自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凶杀案数量的下降,几乎准确地对应着郊区凶杀案的上升。类似分歧在美国鸦片类药物的流行中也可看到,这主要是一个困扰着郊区和小镇上的蓝领男性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提高其他人的教育水平。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学校经费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当地房产税,这只会强化教育差异。学区越富贵,学校就越好。研究表明,生活在高收入社区的低收入家庭儿童,其成绩往往比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儿童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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