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电子邮件/用户名
密码
记住我
乐尚街

北京香港“双城记”

吉密欧:在北京生活了11年后,我来到香港工作。这里的空气、高效和自由让我快乐无比,虽然香港并不完美。

1841年,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听说她的帝国版图里新纳入了中国弹丸小岛香港时,她感到失望透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利品居然少得如此可怜。

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的话形容:“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上面连个房子都没有,永远成不了贸易中心。”

如今,香港(粤语意为“芬芳的港口”)已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通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门,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如果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存空间都像香港740万居民的那样狭小,那么一个埃及就足以塞下全人类了。如此高的人口密度意味着极狭小的公寓和极高的房价。

我是一年多一点前举家从北京迁来香港的。我在北京生活了11年,最后的身份是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北京分社社长。我算了一下,得出了一个10比1的比率:我们在香港的小公寓面积只有北京住所的一半,租金却是5倍。

我是2000年第一次搬到中国,开始记者生涯的。我那时很看不起那些驻香港的外国记者,这可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住所看起来就像是鸽子笼。彼时的香港,中国的印迹非常淡,充满了后殖民时期的姿态和第一世界的舒适。这些记者生活安逸,几乎没有人会讲汉语,主要工作似乎就是远远地进行“茶叶占卜”,再和他们的“北京朋友”通通话——他们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想法的了解据信都来自后者。

“你在北京只有‘一个’消息来源?”我对他们的无知感到惊讶,同时暗自庆幸自己一直驻守在内地新闻事件的最前线。

现在,我加入了曾经嘲笑过的那群人,并且感觉快乐无比。部分是因为在中国内地当外国记者越来越难,乐趣也越来越少,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我现在处在一个安逸和便利性——无论是对我还是我的家人——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人生阶段。

北京的雾霾

离开了呛人的雾霾、永远堵塞的交通、审查严密的互联网和糟糕的食品安全,我在繁荣、效率极高、相对自由的香港感觉获得了解放。

除了出色的学校和医疗,我永远也享受不够在市中心商场里就可以托运行李,然后乘坐24分钟快轨抵达机场出发大厅,在海关扫描拇指指纹,再直接走到登机口。

作为意大利美国混血、在科威特出生的新西兰人,我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成年生活。但在香港这个大都市熔炉,我感觉回到了家,这种感觉我可能只会在伦敦、纽约或其他一两个城市感受得到。

在北京时,我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上的空气质量软件,根据当天的污染等级来决定孩子们和我自己是否应该带口罩,以及把家和办公室里的空气净化器调到哪一档。

香港的空气质量不算特别好,尤其是当风刮自北面界外的工厂时。但我大多数时候还是会查看这些软件,提醒自己北京的空气质量比这里要糟糕10倍。

香港还有一点与大多数人口过多的亚洲城市不同,即无处不在的大自然。从我所住小区的后门出去,走5分钟即可来到Morning Trail的起点。沿着这条陡峭的小径,穿过茂密的树丛,即可攀至太平山顶(Victoria Peak),著名的香港天际线的迷人风景尽收眼底。

相关文章

相关话题

FT中文网客户端
点击或扫描下载
FT中文网微信
扫描关注
FT中文网全球财经精粹,中英对照
设置字号×
最小
较小
默认
较大
最大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