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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政改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坎

田飞龙:当新的制度共识与国家观逐步在香港人心中扎根成长,发展的前景依然宽阔,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依然鲜活。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读初二。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有一天我们忽然被通知到操场集合,老校长摆出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全校师生集体为邓小平同志的逝世开追悼会。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刻,老校长尤其提到了一点:香港就要回归了,小平同志却不能亲眼见证。小平同志那么关心香港?香港回归又于中国有何特别含义呢?那年的七一,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大地升起,英国米字旗降落,竟瞬间热泪盈眶。一升一降之间,恍如隔世,中华民族似乎站立得更加坚实了。

但那时我对香港并不了解,也从未踏足香港,朦胧中感觉那是一个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性质的社会怎么与社会主义祖国和谐相处呢?在后来的学习中,我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并付诸于基本法加以实施,成功解决了香港和平回归及回归后治理的制度框架问题。

我不曾想过,自己最终的学术历程与研究对象竟然和香港密切相关,结下难解之缘。

初识香港,感受两制

2014年3月15日,我以香港大学Leslie Wright Fellow的身份第一次来港,研究课题即为香港政改。此时的我已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宪法学。对香港的访学,来自于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的邀请,因学术上的交往与求教,他建议我来港实地观察和研究。为了靠近学校租房从事研究,我感受到了香港的高房租和过分狭窄的居住空间,这是第一印象。除了港大研究津贴,我还得靠写稿赚收入养活自己。当然,这些问题尚能克服。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每个香港人都能努力就活得好的。

政改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坎,是基本法未完成的课题。具体而言,它是指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之特首普选与立法会普选究竟应当怎样实现。回归以来,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多次政治博弈,其宪制性成果是2004年关于“五部曲”的人大解释及2007年关于2017特首普选的决定。“循序渐进”是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订出的政改程序原则,但香港反对派心里没底,一天没有实现双普选,就一天不踏实。事实上,以我宪法学者的眼光,有基本法保障,即便香港未实现普选,其权利保护仍属上乘,民主程度亦相对较高。可是,香港人只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要追求一种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

初来港大,我发现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校园,尽管港大的学术建制亦十分专业和国际领先。港大学生会清一色由本地学生组织和领导,在校务活动与香港学生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香港学联领导层多由港大学生会领袖担任。2014年初的政改讨论已日趋激烈化,占中运动亦在筹划之中,我每天在港大校园来往,亲见港大校园电视、图书馆宣传栏、中山广场主题活动以及港大法学院的系列普选论坛非常密集地介入政改讨论,总体意见倾向“公民提名”以对抗中央基于基本法提出的“提委会提名”。香港的纸媒、网媒及电视亦密集报道政改类话题,“公知”、教授、牧师甚至中学生也热烈介入。初识香港,我感受到它确实不同于内地社会,是一个高度多元化及与西方价值观紧密联系的现代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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