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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

彩虹经济的“供给侧”改革

陆海娜、Longarino:除了LGBT群体的消费经济外,“彩虹经济”有更丰富的内涵,反歧视的工作环境有助于经济增长。

最近几年“彩虹经济”似乎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少文章都在讨论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说法是LGBTI,I是间性人的缩写)群体的消费能力,强调在今天的经济增速放缓时,中国的7000万LGBTI群体的消费力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一年3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但这样的说法似乎把“彩虹经济”定义在了一个较为狭窄的领域,即LGBTI群体的消费经济,但事实上,“彩虹经济”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至少还包括了对LGBTI群体友善的工作环境可能引起的企业利润的增长,以及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此外,这些说法似乎也过于乐观,对于彩虹经济“供给侧”存在的很多问题认识不足。

首先,就LGBTI群体的消费力而言,虽然前景广阔,但是要成功地从这个市场切下一块蛋糕,无论大小,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对LGBTI群体的不了解、歧视或恐惧的社会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体制性障碍。比如,女同交友的一款手机应用“热拉”告诉媒体,最近腾讯、小米和今日头条都拒绝了热拉的合作请求,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商业因素,而是他们无法宣传与LGBT有关的商品。在大连,一位想开设专门服务LGBT群体的养老院的企业家,一开始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投资者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支持没有了,导致他不得不放弃。

如果这些非商业壁垒不能拆除的话,“彩虹经济”的潜能就无法得到充分开发。所以,彩虹经济也需要“供给侧”改革,消除供给的壁垒,减少供给的成本,否则,“彩虹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会非常有限。而这项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消除歧视,鼓励包容和多元。

其次,先不论歧视在道德和法律上的不正当性,国外的多项经济学研究显示:工作场所的歧视是有经济代价的,而一个多元包容的职场环境则会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增长、股价的提高、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在中国的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LGBT群体在职场感受到歧视或其他的不公平待遇,因此LGBT群体在中国职场的“出柜”比例极低,只占到这个群体的5%左右(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个比例大约是33%)。也就是说95%的LGBT群体在职场掩饰了真实的自己,假装自己是“直的”,或是自己并不认同的另一种性别。而一个人无法做真实的自己,这对身心的伤害是巨大的,但这种伤害往往是隐形的,甚至受害者个人也未必能明确意识到这种伤害,所以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不过,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已经有多项研究开始分析、概念化这个现象,甚至用经济学方法量化这种伤害带来的经济后果。

比如,美国社会学研究使用了“少数人压力”(minority stress)这个词来描述员工担心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身份被发现而遭受歧视的压力。这种压力导致更高的缺勤率、生产力降低和人才流失。还有研究显示,很多LGBT员工主动避免被升职,因为担心晋升会提高其可见度,从而让掩饰自己更加困难。美国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对LGBT社群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导致了每年1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威廉姆斯研究所分析了36项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对LGBT友好的公司员工会有更高的职业投入、更好的职场关系、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健康水平和生产力。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讲,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歧视不只是有道德和公义的代价,而是会产生具体的经济损失,而多元包容的工作环境会给企业带来盈利。IBM公司全球全体员工多元政策负责人指出:“IBM的同性恋和跨性别员工对公司的利润做出了积极贡献,保证了我们业务的成功。”IBM的态度代表了一个重要趋势: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LGBT多元政策给企业带来的益处。

美国的Human Rights Campaign在其2017年发布的《公司平等指数报告》(Cooperate Equality Index)中指出,92%的500强公司在其美国分部有禁止性倾向歧视的政策,82%有禁止性别认同歧视的政策(相比较而言2002年只有5%的公司有类似政策)。2017年86%的参与调查的雇主进行了性别多元培训(2002年只有54%);88%的参与雇主有LGBT员工支持团体(2002年只有40%)。在2017年公司平等指数得到满分的公司包括沃尔玛、通用汽车和苹果。

这些公司不只是在公司内部采取行动,它们也向公众发声。比如,2012年高盛CEO贝兰克梵在Youtube上发布支持同性婚姻权利的短片,并指出“促进平等既是做正确的事,同时也对商业有利”。 2015年,在美国著名的婚姻平权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审理过程中,379个企业,其中包括亚马逊、花旗银行、通用电气公司,在他们发给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简报中声明,支持LGBT社群对经济发展有益,因为“人们不必压抑自己才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2017年,在美国一家公共学校跨性别高中生使用洗手间案中,53家企业,包括雅虎、微软、英特尔等公司发给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简报中,明确支持跨性别学生自由选择洗手间的权利,并指出“不包容的政策会对企业的业务、员工、客户产生负面影响,并且阻碍企业建立和维护一个多元包容的工作场所的能力,而这样的工作环境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最新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点:根据瑞银2016年的一项研究,在过去六年里270家采取LGBT友好政策的公司的增长率比其他的公司要高出3% 。迈阿密大学商学院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则显示,在采取多元政策后,公司股价会因此有明显上涨。

对LGBTI歧视性的职场和公共环境也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有多项研究显示,这种“少数人压力”会造成巨大的公共卫生财政损失。比如世界银行支持的一项关于印度LGBTI就业环境的研究显示,“恐同”可能造成印度每年310亿美元的损失,另一份报告则根据对印度的LGBTI人群的不同估计(由于很多LGBTI人群不愿“出柜”,所以很难准确统计这个群体的人口),估算出“恐同”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经济的0.1%-1.7%。

我们常说追求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却很难意识到歧视也是非常昂贵的。当我们欣喜于“彩虹经济”可能带来的30亿美元的消费力时,却往往看不到一个对LGBTI群体不友好的环境会带来的无形的经济损失,和一个多元包容的环境所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利润的增长和对国民经济的积极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讲,“彩虹经济”的体量及其重要性是被大大的低估了。

当我们强调国民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时,“彩虹经济”作为其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而改革的内容则是消除“体制壁垒”,在企业内部实施多元政策,包括LGBTI友好培训,建立反骚扰机制等。在这方面,很多在其欧美总部已经成功实施多元政策的500强企业应该起到带头作用。此外,在海外实施了类似政策的中资企业,也应该把这种多元企业文化带回祖国。

当然,在本文强调歧视的经济成本时,并不是要忽略歧视的社会成本。最终我们仍需意识到,鼓励多元和包容是“正确的事”,它使我们可以生活在更加和谐与安全的社会,展现真实的自我,这是人性向善的体现,也是尊严的要求。

(注:陆海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秘书长、人大-耶鲁法学院LGBTI平等就业合作项目主持专家。Darius Longarino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高级研究员、人大-耶鲁法学院LGBTI平等就业合作项目组成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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