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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再会,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们

凯拉韦:在为FT工作32年之后,我终于要结束这段占据我人生最长时间的关系之一,是时候踏上一段新的旅程了。

要离开一家你快乐地工作了几十年的公司,最得体的方式是怎样的?

我之前一直认为,有3件事是行为得体的人绝对不会做的。他们不会挖走同事。他们不会在离职之后继续逗留,而是会干脆利落地一走了之。他们也不会令人尴尬地表现得情绪化。

这些规则都有道理。但现在,在工作32年之后,我终于要离开英国《金融时报》,我发现自己公然违反了以上所有3条。

过去一年里,我屡屡劝诱年长的同事(以及各种上了年纪的专业人士)辞职,和我一起到内伦敦的学校任教。至于干脆利落的了断,在英国《金融时报》建议我继续每年写十几篇文章后,我接受了这个建议。额外的收入总能派上用场,而且我也想写一写教书的事情。

但打破第三条规则是意料之外,也并非我愿。在我坐下来写最后这篇专栏文章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颤抖,几乎无法打出一个字。

这让我非常惊讶。我很早之前就宣布我要离开了,我拥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想法。而且,我也并不为离开感到遗憾。

虽然我依然热爱我的工作,但在我不再对撰写无用的专栏文章感到恐惧的时候,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恐惧是人生最大的动力,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就该往前走了。

上周清理自己的办公桌的时候,我感觉不错。我只是把32年的工作累积下来的残留物品揽起来扔到垃圾桶里。我几乎没看那些我几十年来保存在办公桌抽屉里的信件。我按照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整理法把它们一股脑扔进废纸回收箱。我在各种已不复存在的机构给我颁发的落满灰尘的奖杯前稍微犹豫了一下。让我左右为难的是,究竟是把它们扔进混合回收箱,还是当做一般垃圾处理。

桌子清理干净之后,我下楼从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瓶健怡可乐,然后遇到一个在图书室工作的人,他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时间几乎和我一样长。“我会想你的,”他说,“我们认识很久了。”

莫名地,我被这句话的份量触动了。英国《金融时报》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成年生活。它在我人生中的时间要比我任何一个孩子都要长,而我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我刚刚告诉我的一位老友,一种古怪的伤感萦绕着我。她(有点拐弯抹角地)指出,我与英国《金融时报》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成功、持续时间最长的关系之一。而我正要结束这段关系。

如果她说的是对的,这是一段关系,那么这段关系是和谁,或者说和什么结成的?这不止是与一群同事结成的关系,因为人们来了又走。我1985年加入英国《金融时报》时的同僚里只有主编还在这里。

这也不仅仅是与一栋建筑物的关系,尽管上下班的那段路、从我的位子看到的平平的屋顶、我与门卫经常重复的笑话组成了我工作中的日常。

相反,我感觉我是与英国《金融时报》的理念结成了一段关系。这个理念代表判断力、知识和正派。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但这是我坚持的理念,一个让我充满自豪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这其中还有我与读者结成的关系,这么说可能有点一边倒。你们认识我(或者说你们认识我选择写在文章里的那一面),但我却不认识你们。即使在写作这个专栏这么多年以后,我依然看不清你们。有的时候我写了一些我觉得特别逗乐的东西——比如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把他的维生素片放在袜子里——你们却觉得很蠢。但当我写了一些我觉得有点牵强的东西的时候,比如学会拒绝是多么棒,你们却非常喜欢。

读者可能是个难解之谜,但这没关系。你们读了我写的东西。你们给我发来了一些睿智的意见。不管怎么说,你们付给我薪水,为此我永远感激你们。我并不担心失去英国《金融时报》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让我不安的是,我将不再拥有你们的回应——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意见——织成的安全网。

然而,即使是这也没有比想到要教九年级差生各种比率让我害怕。那是真正吓倒我的东西——而重点就是这个。

译者/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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