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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西方学生上文革课常发“奇想异见”

丁学良:哈佛本科生对中国的背景知识欠缺常引发令人开怀的效果,但他们思维独立不羁,联想对比的活跃度非同凡响。

我讲授文革课程的西方东方三所大学的第一个区别体现在教材,第二大区别在于学生群体的特质。仅就智商和学习能力而言,毫无疑问,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儿当教学助理时,美国青少年对中国事务的背景知识太缺乏,也少有美国学生来中国参与交流,而这些在目前已成为美中教育互动的一大领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质有时导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对中国的背景知识欠缺常引发令人开怀的效果,如以前举例的他们中有人对“走资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的解释之异想天开——“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但更多的困惑是来自中文的文革术语译成英文后,极易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术语难分彼此。“红卫兵”的英译Red Guards,与十月革命中的“赤卫队”完全一样;“文化革命”的英译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后,是指苏联在文艺领域里发起的破旧立新滚滚红潮。对于这些难分彼此的术语,我要耐心解释:其实中国文革期间的部分观念和行为,最初源头是来自十月革命,即便红卫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脉连通。

然而,这些本科生最鲜明的素质是思维独立不羁,联想对比的活跃度非同凡响。我记忆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现象。在哈佛大学中国文革课程的阅读资料和马若德的讲课里,以及我们教学助理的辅导课全过程中,江青都是一个被严厉批判、彻底否定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这样来自皖南保守文化传统的中国留学生,对江青还多了一份厌恶,就是她说话、举止的风格之狂妄嚣张。可是到文革课结束前那星期的辅导课上,有位女学生郑重其事地作了一个口头报告(这是要计分数的功课),题为:“江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报告大意是:中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始终都是尊男贬女,1949年以后延续了这个传统,中国的权力机构里,女性所占比例一直太低。这种状况只是在文革期间才有明显改变,从中央到基层的党政机构里,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多。这种改进要归功于江青个人的榜样发挥了正面影响力,若无她这样一位天不拍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风唤雨,中国的女性绝无机会在文革十年里崭露头角!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各界对江青的批判那么强劲,其中就有男权主义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中国的男人们最看不惯女性成为强势的公众人物。

这位女学生的报告立刻激起了我主持的那个二十多人的小班(One Section)的火爆辩论,将近两个小时激辩下来,倒是赞成女同学观点的人数大增,尽管还不过半。虽然我不能完全接受她的观点,却对她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很赞赏。而且很多年后,我确实读到了西方资深学者的研究,从独特视角来比较20世纪的两大激进政治运动:极右的纳粹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发现在二者的意识形态里,都有强烈的misogyny(厌恶女性主义),两大体系的宣传品都高杨所谓的 Super Men 超人形象,而所有的“超人”都绝非女性(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Chapter 7, London: Audible Studio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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