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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从顾雏军案再审反思2004年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邓聿文:所有被质疑的改革,真正违背民意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政府设租、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瓜分民财等问题。

2017年12月28日,中国最高法院决定再审包括顾雏军案在内的三起案件,这次再审是为贯彻《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精神。后者是2016年11月由中国政府出台的。

本文不打算论述顾雏军案,而是想重新审视此案背后的那场席卷全国,长达半年的“郞顾之争”及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因为这场大讨论不仅是顾雏军个人悲剧的前奏,其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也逆转了中国改革进程,使国企改革从此前的“国退民进”转向此后的“国进民退”。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将矛头对准顾雏军,指其用“七板斧”侵吞国有资产,掀开了“郞顾之争”序幕。随后,郎咸平又批海尔的曲线管理层收购(MBO)和TCL的整体上市“阿波罗计划”导致国资流失。郎咸平对当时三家明星企业的批判引来舆论围观。不久,各派学者加入论战。争论也惊动了政府部门和大众。大讨论持续了近半年,最后顾雏军被捕,MBO的暂停收场。

2004年的大讨论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后又一场影响广泛的讨论。但相比后者局限在思想界和官员间,前者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波及范围更广,人数更多,特别是普罗大众首次参与进来,并在大讨论中握有话语优势,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讨论结果。

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产权改革和国资流失,不同观点的交锋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产权是否国企改革核心,MBO式改革是否应停止,如何看待国有资产流失,信托责任与职业经理人制度能否解救国企,民营化是不是产权改革的唯一途径。

产权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阵痛, 国企改革最后必定要落实到产权上来。关于产权改革,郎咸平认为存在两大误区,一是神话民营化、上市,把国企的所有矛盾都放在产权上,以为企业上市就能解决产权结构,进而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自由经济。二是国企的问题不是所有人缺位而是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缺位。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要负责任。国企具有学习能力,不能随便退出,不能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郎咸平还认为国企绩效不输民企,他建议,立刻停止贱卖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禁止MB,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应该说,郎咸平抓住了国企产权改革的一些严重问题,如由于制度欠缺和监管不到位,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引起被改革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及其代言人左派学者的强烈共鸣,促使他们起来呼应郎咸平。然而,郎咸平由此出发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则错误百出,误导改革。他通过不完全的调查轻率得出垄断国企的效率不输民企,进而主张做大国企,又由美国和台湾的经验而主张大政府,并提出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来改造国企,而这些药方只会造成改革的停滞。

信托责任制度是西方公司治理发展的产物。它是建立在产权私有的基础上,只有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基础上才能衍生出信托责任问题,而产权明晰的基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建立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讨论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不能侵犯委托人的权益。再往前,西方的信托责任和信托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其产权配置是有效率的,只有在此基础上要求委托代理关系归位才是正确的。可中国的产权配置关系显然处于整体失效的尴尬境地,因此才有了国企的产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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