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电子邮件/用户名
密码
记住我
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还能走多远?

邓聿文:中国出台系统性改革目前看很难,因为国企、政府、既得利益群体乃至大众自身都构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2018年是中国改革进入40岁的年头,中国领导人在新年贺词中表达了继续改革的决心,称“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随后,上海、深圳、浙江等地纷纷响应领导人的改革号召,民间则有机构在准备相关纪念活动。

我在中共“十九大”前预测,未来五年,反腐力度下降,经济改革关注度上升。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之前对反腐的强调抑制了改革,同时,改革本身因“内有危机,外有压力”,而不得不提速。“内有危机”说的是,中国还处于一个经济增速下降的大通道中,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灭贫困的目的,经济需要保持一定增速;“外有压力”说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可能触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减税效应,这对本来就是高税负的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外部压力。要化解内外压力,必须启动改革,而要改革,反腐的强度就必须适度减弱。因为反腐是导致官员和政府普遍不作为的一个原因,是造成改革空转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官方而言,说“启动”改革是不“确实”的,因为官方从来没有表示改革停止过,相反,官方一直在高调宣扬改革;但就改革的实际进程而言,多数人的感觉是,改革已经停滞了,如果不说完全终止的话。早在10多年前,民间就有学者提出“改革已死”的说法,在这些年中,改革停滞也得到越来越多官方学者的认同。其实,官方对改革停滞也是很清楚的,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不能讲而已。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改革也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执政党正是从改革中重获合法性的,用官方话语说,“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杆大旗,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它倒下。

中国改革在过去10多年的停滞有很多因素。从改革本身来说,早期改革是从相对容易的地方开始,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多数人收益,而随着改革向深水区挺进,难度增大,收益面缩小,受损面扩大,改革的步伐自然也就会放缓。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说,早中期的改革严格讲是由开放倒逼的,开除“球籍”的恐惧和融入世界的需要逼得中国不得不打开国门,并反压国内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加入WTO是推进中国早期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一方面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是中国有实力抵挡西方进一步的开放压力,这就使得开放步伐慢了下来,并带动改革的步伐也慢下来。

从改革与大众关系来说,任何改革要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任何成功的改革都应尽可能使反对者少一点,支持者多一点。中国后期改革恰恰不是这样,它的打击面太大,改革的几乎所有代价都要底层民众承受,从而导致改革的公正性备受质疑,人们“谈改色变”,使改革得不到民间支持。而大众的反对反过来迫使政府不敢去实施那些激进的改革措施。

改革停滞不前会导致一个多输局面。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还是受益于前期改革的红利,经济发展的惯性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但现在,红利基本接近枯竭,惯性也趋于停止,素质也处于一个高点,难以进一步提高,官方已经感觉到此种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必须启动改革。

相关文章

相关话题

FT中文网客户端
点击或扫描下载
FT中文网微信
扫描关注
FT中文网全球财经精粹,中英对照
设置字号×
最小
较小
默认
较大
最大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