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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我和俞敏洪一起关注的那些事

周健:像俞敏洪这样又对公益项目捐款,又调研,又是去推动政策变化的做法,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精英中太少见。

截止到2017年12月,《行走的人生》一书的版税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共计剩余559595.52元。

这些版税,由出版社一次性从划拨到了基金会账户,俞老师看到的是一张捐赠发票。

俞敏洪把自己的版税捐出来支持乡村学校,这对一校一梦想是很大的鼓励。一校一梦想是一个创新的乡村教育支持项目,短短的两年内,我们接受了沃尔沃汽车、博世中国、达理基金会等一些企业或机构的捐赠,但像俞老师这样的个人捐赠还是第一次,它代表了俞老师对一校一梦想的认同。

从2015年年底俞敏洪3700块钱的微信转账开始,到现在一次捐出50多万元版税,俞老师对公益项目捐赠的态度是谨慎的,捐款的支持也是循序渐进的。

一个成熟的捐赠人明白,一下子把大量的善款注入到一个公益组织,必然要打破这个组织原有的发展节奏。公益是一个改变人的事情,公益的发展节奏一旦被打破,就会带来很多不可预知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好坏兼具。

乡村教育还需要推动政策变化

2018年春节前,我去四川什邡做了一次乡村儿童教育现状的田野调查。春节以后,我就这个事情,写了一篇《社区服务项目中所见农村儿童教育问题》发在了澎湃新闻的研究所。

俞敏洪看到这个文章后,说要给我见面聊聊。说是见面聊聊,我们却一直没找到一个时间能碰到一块儿。

直到2018年3月,俞敏洪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才在他参会的驻地和他见上面。

这一次,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乡村教育的问题以及可以尝试的改变方法。

俞敏洪说:他清明节前后要用十天的时间,陪妈妈去长江三峡和周围看看。这么多年,工作太忙,没有一个整天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这两年,妈妈年龄大了,他要多陪陪妈妈。陪完妈妈以后,就和我一起去乡村学校看看。

临走的时候,俞敏洪不经意地问我,去年一校一梦想总共募了多少钱?

我说:不到一千万。

俞敏洪狠狠地挤了一下我被握着的手说:太少了。今年我不仅要自己捐,还要号召更多的人来捐,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乡村儿童的教育困境。

在见面之前,我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俞敏洪在今年的“两会”中,多次谈到教育公平的问题。

2018年俞敏洪提交的两份提案,一个是关于流动人口孩子义务教育经费可携带的问题,一个是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均涉及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教育权利的保障。

俞敏洪对媒体说:“我小时候虽然也在农村,尽管教育渠道比现在少,但父母还在身边,而且有一些固定的教育渠道,城乡教育差别还不大。“我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看到一些农村孩子、流动儿童受教育那么难那么苦,我着急!”

在现代社会里,文化精英往往会通过公益行动,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一个社会的缓冲地带,用于社会矛盾的沟通、改善和化解。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公益行动去弥补社会公共福利政策的不足;另一方面,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去推动社会平权和公共福利政策的改变。

中国公益今天面对的难题是,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和社会公众的生活脱节,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去了解贫困的真正原因。

他们太多人缺乏对社会问题独立的思考和专业的判断,更愿意通过捐款、通过爱心来解决自己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焦虑感,更愿意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落后的风俗和愚昧的个人身上,而不是去推动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

在他们眼里,像俞敏洪这样又捐款,又调研,又是去推动政策变化的行为,做起来实在是太大、太难、太危险了。

关于乡村教育的事情,一校一梦想还会继续走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在参与一校一梦的时候,能像俞敏洪一样,知道教育不只是捐钱那么简单,搞好教育也不只是缺钱这么简单。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曾用名“才让多吉”。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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