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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

科技脱钩、产业链位置与全球市场

刘远举:如果科技脱钩导致学术体系脱钩,中国的学术评价能否独立、透明、廉洁,进而高效地完成对人才与学术方向的识别?

华为与中兴的遭遇;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将华为等68家公司纳入“实体清单”;IEEE对华为的学术限制;乃至中国籍教授、专家、留学生在美国遭到的限制,使得中美“科技脱钩”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科技脱钩对中国企业的直接影响是相对明晰的,由此对应产生了一个概念,技术自立,即中国企业依靠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的技术与零件,取代现有的国外技术与零件,制造高科技产品。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这个话题漩涡中心的企业,华为虽然一边宣布自有的操作系统与芯片,另一边,其创始人任正非却站出来,为“技术自立”这个概念降温。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科技脱钩”更深层次的影响,被很多人忽略了。

市场脱钩

如果科技脱钩成为一个长期行为,那么当一个国家不愿意卖的时候,必然也会不愿意买。一方面,国外供应商为了自身生意,所作出的弥合分歧的努力与游说都会逐渐消失,对中国产品更大的行政限制就会接踵而至。

另一方面,经贸关系一直是中国和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关系的压舱石。当经贸关系不足以压制诸多分歧的时候,意识形态话题就会更多,中国的形象就会变得负面。国外消费者看到中国品牌的时候,联想到的就会是封闭、阻断、封号等负面形象,消费者的观念会改变,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产品就会逐渐失去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人才是科技之本,但创新最根本的动力却不是人才,而是市场。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市场比教授与天才更有效。从社会需求到创新,中间的过程正是市场,而市场的具体过程,则是“销售——研发——再销售”这一过程:销售积累利润;利润投入研发;新产品价格更高、利润更大;然后进入下一次创新循环,更多积累投向研发。

企业创新与卫星、核弹这类国家大工程不同。这些大工程并不需要销售,只要做出来了,目的就达到了,可以不计成本的进行,但是企业基于市场的创新却不一样。高科技产品,不但要做得出,还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要能赚钱,才能进入下一轮创新循环。所以只有当市场规模变大,把研发费用分摊下去,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获得利润,创新才能可持续的循环。

所以,任何高科技企业离不开市场份额。对华为创新能力给予浪漫想象与赞颂的人,没有看到的是,在全球通讯市场上,华为的份额逐年稳步提升。华为在交换机市场份额由2011年的10名以外在2012年上升至第五。2017年华为企业网络设备,全球市场份额从第三跃居第二。 2018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市场份额全球第一,手机业务市场份额全球第二。这些才是支撑华为创新的最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所以市场规模不仅仅是基于人口的,而是基于人口购买力的。富裕国家消费者手机2年一换,贫穷国家手机6年一换,那么同样人口,富裕国家的市场规模就大三倍。那么面向富裕国家的科技企业,其创新循环速度就会快三倍。所以,创新能力某种程度上与可进入的市场的人均收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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