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Della BRADSHAW 英国《金融时报》商学院专栏主编
嘉 宾：
周 林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毛基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
杨 贤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李棕杰出讲座教授
Alfonso SAUQUET ROVIRA 西班牙ESADE商学院院长
Gary COHEN 美国马里兰大学史 密斯商学院助理院长
Santiago INGUEZ 西班牙IE商学院院长兼IE大学校长
Della：本来是安排我的同事过来的，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但是他不来，我的中文讲得不行，大家还是要耐心一点，关于这个环节会用英文来讲，很高兴我们用中文提问题，很高兴主持这个环节，从EMBA的角度讲，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有很多的商学院，很多的商学院都在庆祝周年庆，16年之前在芝加哥，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商学院方面的问题，当时在那个会中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演讲，有很多的人出席，但是我想当时人太多了，我只能站在后面听，有很多的发言人很不错。中国教育部长当时也去了，他在那讲了一些这样的内容，说中国的商学院，还有中国的国企，相关的企业活动怎么国际化，从商学院的角度来讲，的确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多的作用，他讲得非常好，从美国商学院来说可以学习很多，从其他的角度来说，你们的商学院和欧洲和亚洲的商学院如何结合一下来帮助中国变成更加有经济实力，全球的一个国家和经济体，我看到大家不管是说教授，还是主任，的确是从合作当中获益很多。 在过去的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多年我们有一些交流，看到了一些新的商学院方面的变化，不管是互联网改变了全世界，商学院在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问几个问题，这些教授们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还有什么样的机会，中国的商学院是怎么做的？
周林：我们看共同的挑战，中国的商学院是全球竞争的话题，有一些大学和商学院，目前还没有进入中国的市场，我们也很幸运的是可以宣传我们自己，更加国际化一点，在过去几年中全球经济放缓对我们是一个优势，中国公司更加强大了，在这方面的需求有所增加，过去的几年对我们来说，不光看到了一些联合的教育项目，同时看到了一些其他其他方面的优质的大学，在中国的大学，比如说也做得不错，比如在中国也是一样，有一些大学正在招聘一些更好的学生。通过一些方面的进展也是不错的，从上海的角度来说，像苏浙也有一些联动的效应，当然也有竞争的问题，竞争不仅在中国有，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使我们的教育水平是有力的向上推动的因素，使我们的商学院办得更好，是这个挑战同时是一个机遇。我们应该更加勤奋的工作，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毛基业：所有的商学院都有挑战，这个焦点是说如何把你的目标更好地管理，进行更好地科研，满足一些管理教育质量方面的提高，不光是资源方面的分配，时间和资源的管理，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管理变革，包括中国方面的变革是非常快的，非常快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技术方面的因素，特别是互联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周边发生了很快的变动，我们自身如何发生一些变革，回应外部的变化，这是对所有的商学院来说共同的挑战。
Della：你们和复旦大学有一些联合的项目，是怎样进行的？
杨贤：我们的挑战是一样的，中国的挑战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启动的时间不一样，主要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我们还是要保持谦虚的态度，我们的目标是搞清楚，特别是所谓土豪的新兴的需求，新兴的经济体如何变为领导者，特别是21世纪，我想有一些充分的观点，因为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搞好教育就可以了，因为发生了一些转变，我们需要做一些转变，才能进行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变革，来满足课堂学生的需求，学生的需求介入也是一方面的，来提高他们的兴趣。我们还想如何把中国，要考虑中国不是一个分离的国家，由过去，历史，有现在和未来，都要联合的考虑，中西方还有一定的区别，这样的角度来说，从上海的来讲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中国人和韩国人不一样，上海又是港口城市，如何通过合作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相关的障碍和限制，这是21世纪大家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创造一些相关的服务，来确保我们的持续发展。
Della：我知道你们也是商学院的，在中国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Gary:我们的挑战还是很大的，离中国有7000英里之遥远，不管是教授还是其他人都得坐飞机来，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得事先安排时间，我们的学校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些相关的要求，从研究院的角度讲，首先是研究生才可以当老师，我们另外一个挑战是这样的，只有三年的学历，没有三年我们是不接受的，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当然我们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欧洲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接受三年的学历，我们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也谈到了教材，说到教材就谈谈这个话题，不管是托福还是雅思，以及其他的一些考试，一定要经历才可以上我们研究生的课程。还要提交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资产证明，我们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有很多很不错的申请人，他们的资格非常好，可是又没有办法录用他们，因为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们是很大的问题了。
Della：你们刚刚进入中国，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Alfonso:的确有一些区别和共同点，特别是从商业学院的运作来说我们和本地经济共同成长，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一个所在国经济发展的话我们也发展，从机构的角度讲我们还有一些游刃有余的空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和法律法规有一些灵活的运作。我们要做出一些相关的调整，才能够面临当地的中国商学院的规定。另外一方面的角度讲，中国的商学院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愿意和这些机构进行合作，洛伊说中国的商学院总体情况来说是比较乐观的。 圣地亚哥：从我们商学院的的角度看有很好的教材，对在座的诸位，如果说不太了解这种混合的项目，我可以多说两句，蔽日说有面对面的教育，还有很多的高质量的教学模块，在中国搞合作潜力很大。我个人认为从教育来讲，一定是要搞这种中外临河的教材，把西方联合起来，我有中国同事，两年以前的耐心不够，不愿意接受联合项目，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做得不错，我们看到一些项目开设了以后，是一个序列，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拥抱或者接受这种教师，或者是这种联合的教材。我觉得可以用爆炸这个词来形容联合项目的发展，中国商学院可能在现在差不多15家在今后几年中会越来越多的。
杨贤：我们就分享挑战和机遇，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韩国的大学，新加坡的大学，美国，复旦大学，由于一些联合的教学项目，一开始我们是这样的，有一些日程和教材方面的安排，从学生的角度讲，一开始也搞不清楚，讲话还有口音，后来学完了以后，互相还开玩笑，是可以重新的了解，我看到这种互联互通，通过教学经验得到互相的分享，知识的开发对他们自身的建设也是很有益处的。从教师的角度讲也是得到了经验的丰富，学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也是一样的，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说全球很重要的经济体，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世界各方面的东西作为一个互补，连接起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协同作用，互利互惠。
Della：谢谢，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全球的舞台上，作为一个全球的媒体，我们看到中国的商学院，现在有一些新的规定，关于参加高管班的这些人的条件，我想问一下两位中国商学院的院长，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吗？可持续的吗？也许从周院长开始。
周林：我知道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做，我能理解，这就是反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当然我不能反对了，我们必须得要遵守。对于我们的项目有什么影响吗？有一些学生必须要退学了，基于现在的规定。但是在长期来讲，我想政府的官员，还有国企的老总，他们是需要一些高质量的管理课程，他们需要更新自己的信息，政府官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中国的很多部分还是公有的，而政府官员每天都要做这些跟经济相关的决策，如果说他们没有学过经济，没有学过管理，没有接受好的教育的话，也许对于他们的决策来说是不有利的。对于这些国企的老板来说也是一样的，反腐败没有问题，但是如何帮助政府的官员和国企老总，让他们获得合适的教育，学习经济，学习管理。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与中国的继续增长是相关的。
毛基业：新的政策反映的是社会的需求，我们看到经济发展非常快速，我们的管理课程也发展得非常快速，这是一个双刃剑，所以我们得回到基本面，看看整个EMBA市场的发展是不是合适的，我们真的是要严肃的来看待这个基本面，看看我们下一个阶段的EMBA发展是怎样的，我们采取措施是有原因的。另外一面我们确实看到国企的高层，他们确实需要一些教育，这些政策当然会对我们的招生有所影响，会有一个两位数字的影响，同时也会是正面的，EMBA的项目现在都得要想一想他们的社会责任，健康的增长，回到基本面，然后把重点放在课程上，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是好的，我也同意在过去有很多不合理的情况，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所有的EMBA课程都更侧重于未来更健康的发展。
周林：我和毛院长有点不一样的意见，这种不合理的增长，我不太同意，因为有很多的EMBA的课程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国企的老总来，他们首先来到我们的项目时愿意分享，愿意来学习，愿意互相进行沟通，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的项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人们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来交流，这个必须是每个项目单独看，中国是很难管理的国家，因为我们有这样严格的政策，但是我想人民大学也有一个很或的项目。
毛基业：其实我喜欢这个政策。
杨贤：我完全同意毛院长的讲法，上EMBA要有三个东西，一个标签，一个学习，一个社交。在这里面第二个元素，我们如何要吸引学生，我们得要推动学习元素，很多人都说我们学的是中国的EMBA，我们没有受到影响，而国企一般不会来，所以私人企业才会来，我们的名誉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非常严格的教程，所以我们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是受益于此的，我们有一个学生叫冯仑，没有学EMBA，学的是EPA，10个月从北京飞了26次到新加坡上课，当然是很折磨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学到了很多，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在提供一些内容，好的内容，好的学校都做到了这点。我相信上海交通，人民大学都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保证教育的质量，而政府对我们是好的。 Della：你说有的情况下，很多的学院都是把这个社交带入学习。
Alfonso:很多人都是社交和学习户部的。
毛基业：我们听到有的学校学习并不是最重要的，首要的，早上就是学生全到了，下午可能是三分之一都走了，我想说亮点，我补充两点，第一，我们并不是意见不同，跟周院长，我相信好的学校精力都是放在学习上的，但是关于政策来讲，我看到很多国企的老总，还有政府官员，他们来这也不是说就是交朋友，然后交友什么的。但是他们也是在想吸引投资，为他们的家乡吸引投资，希望他们的朋友去投资，这里面有很多的正面的，上这个课程正面的获益，政府的官员参加这些项目也很好。 最后的逻辑是说我们会找到一个趋同，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在EMBA的市场上，会帮助所有的人，把我们的项目和教程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周林：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严肃教程的，但是我觉得问题是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只有这些私人企业的老总就非常自豪，我当然希望国企的老总还有政府官员也能够受到合适的教育，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也会很自豪，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的故事都说明了很多的政府官员当他们进行了EMBA项目之后，他们可以做更好的决策。他们就不再收购一个美国的公司，因为美国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所以就给政府省了40亿人民币，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可以讲。当这些国企的老总，还有政府官员接受了教育以后，他其实是帮助了我们的经济，帮助了这些国企的成长。而问题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政府的官员现在不能上这些课程了，当然我不是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我们得要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够教育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公司合作是很重要的，使得我们的国家进步，所以，如何来帮助他们做得更好。
Della：问一下西班牙的院长，你要进入中国了，会怎样改变你的视角，不管是在你的国家，还是在美国，希望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参与吗？因为政府和企业要更多的合作。
Alfonso:我了解为什么政府现在推出了一些政策，我觉得政府的官员和私人企业，需要建立一定的关系，可能不像美国那，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影响不是那么强，但是在欧洲公共部门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要教育这些公共部门的领导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理解这个规章制度的逻辑，但是我们得要考虑到如何使得双方受益，因为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有部门都需要好的教育。
Della：因为现在中国是人口老龄化，更多的人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我们如何培养高层，因为这些课程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圣地亚哥：我们如果看刚才大家所提到的，我想祝贺大家，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跟大家提出过这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人口结构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只是在中国，在欧洲也是如此，未来的客户不是千年的婴儿潮，而是比较年纪大的人，所以我们得要准备好教育那些年长的高层，他们已经有很多的管理经验，但主要是更新一下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学习到一些新技术，让他们可以更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我觉得高层教育可以加入一些面对面的高质量的教育，加上一些知识的层面的补充，而中国很多的学校也正在做这一点，而中国的企业可能是更偏向于大学跟硕士的教育，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来制定这个课程，同时，如果说这些人已经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后部，可以为社会贡献很多的。
周林：我们一直讲合作的项目，先问一下中方的院长们，我们以前看到中国的商学院会跟很多的合作伙伴签署协议，各种不同的学院，现在看到更多的是跟顶级的商业学院，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是非常挑剔的，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其他的院长觉得怎么看呢？
毛基业：这里面市场上有一个明确的需求，是需要这样的合作项目的因为中国的上学院对于管理层教育来说还是一个新人，我们还在追赶，我们中国的商学院需要学习，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市场的推力，而且各企业他们也面临了很多国际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培训这些经理和管理层，让他们可以采取国际视角。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项目的国际化程度，比如说我们的教师队伍，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国际的合作项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互相学习，也可以让学生获得全球的视角，获得更全球化的管理层教育，以及如何创新这个项目。这可以在很多的层面都帮助我们提供更高质量的课程，并培训本地的教育家，本地的企业家。
Gary:战略关系对于未来的教育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当然有我们的强势和挑战，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我们可以让双方的学校更好，更进一步，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学校，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当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合作伙伴，这个对于我们各学校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可以互相受益。我们还有一些非职位性的项目，我们也许不需要跟其他的教育机构合作，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企业合作，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优势，合作是非常关键的。我想回到刚才提到的争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经理，他们都应该在一起，我们的学校就在华盛顿DC，所以哪里有政府，也有企业代表，我们也有EMBA的课程，三分之一的人是政府官员，而为跨国企业工作的这些人，他们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学到很多同样的，政府官员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有了这样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周林：这个更多的是廉洁的项目，我同意毛院长说的国际化，中国的商学院在升级我们的合作伙伴，毛院长说的是中方的，我想做一个点评，更多的美国，亚洲的项目，愿意进入中国，十年前，20年前，中国的学校没有什么很多的选择，因为当时那些顶级的商学院还不想要进入中国，但是现在中国经济上升了，我们看到中国的商学院的确质量也是有提高，他们越来越多的愿意进行一些合作方面的关系，所以我卡到了有一些合作方面的项目在中国越来越多了。
Alfonso:从我个人来讲是革命的进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发生，大家不是努力的做这个工作了，要看到自己的强项，还要跟自己协同一下，这样的话，从商学院的角度来讲，一样遇到的挑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观点，从上学云的角度来说，有一些国外的商学院，他们愿意跟好的中国的商学院进行合作，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优势带进来，否则是一种缺失和遗憾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机构和国外的机构起步的角度共同发展。
Della：国外的商学院愿意和中国的商学院进行合作，杨先生什么观点，刚才说的问题再重复一遍，我们看到一些国外的商学院愿意到中国来进行合作。
杨贤：我来讲两点，第一是联合教材，有一个核心团队的问题，我们要靠一下，比如同金融时报的角度讲，EMBA的角度讲，一二三四，从正常的角度讲是很大的，这点是不用争论的，人也可以付得起这个学费，答案是学生怎么掌握，从教师，员工来说，也一样的，面对更新的发展，他们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教学，从全球来说，还要提高管理水平，我再回到问题的关键，从教学的质量来说，教师的合作是不错的，我想第一点，就是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合理的定位，你提出的要求和想法是什么，和中方说一下，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认为我们来说是机遇。从教师来说要更好一点，更加了解中国的情况，然后了解中国的经济，一定要关注局势的发展，也就是从自身的角度讲，有一些原创的主动性，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历史的角度说也一样，我们走过这样的过程，另外是想说从本地化的角度，要找到合适的地点，有的时候是需要更了解，需要注意哪些，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一些创业精神，也需要思维方面的调整，包括学生们也是一样的，建议把注意力放在学生本身，从社会的角度讲，首先要丰富学生的一些知识，这是首要的一点，接下来我们要问自己一些问题，从全球的共同体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
提问：作为美国的商学院来说，中国的商学院对你们有没有竞争的因素，我们看到中东，还有芝加哥，新加坡都有商学院，你认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竞争？
Gary:未来我没有看到这一点，其实中国商学院的质量没有问题，这个市场还是竞争蛮激烈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全职的在读的商学院的学生，美国的商学院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提供一些全职的，在读的研究生，我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的，要进入市场，我不认为这方面的竞争更加的激烈，我想评论一下，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商学院从质量来说，必须有一些教材的不同，不是说你到中国市场的商学院来说，又是同样的教材，我们自己的使命，或者是教材大纲的话，应该有一些不同，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些领导性的东西拿出来，包括一些领导力的开发，习近平主席主席在APEC会议上提到了过去会议很多年的的当中，中国花了很多钱，教育方面过去几年中国要花一万多亿再教育的投入，我们看到教育市场是不断的延伸。 Della：你认为欧洲的商学院有怎样的竞争。 圣地亚哥：我认为欧洲的商学院提供了更好的质量，由于一揽子的计划也不错，但是我不认为有什么竞争的东西，实际上可以把商学院进行分支，分布，合作更重要，合作大于竞争的，我认为中国商学院，可能全方面的会有一些资源，人才，教师方面也有一些因素。 毛基业：中国的市场是很大的，我的同事，如果遇到一些所谓的挑战的话，英国和欧洲相比，实际上是这样的，需要你的合作伙伴来共同的成长，中国这个市场，如果是竞争的话，如果是前十位，前一两位三位是排名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自身的能力提升起来。我们希望从全球的角度讲，作为千一百家的最好质量的商学院，我想最重要是这样的，本地化的人才一定要提高，从全球的角度讲才有竞争力，我们现在的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可以走出国外，近期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一点是我们应该试图去满足本地的市场需求，满足本地的要求。
Alfonso:我的个人观点，亚洲一定会很大的发展，从商学院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合作，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还有其他的市场一些商学院，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关系，然后达到欧洲的水平需要20年的时间，可能会看到中国的商学院走出国外了，已经到其他的大陆了。
Della：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台下有问题吗？
提问：你们几位都讲得很好，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我的问题是中国上学院，或者是MBA的公司，从全球的市场有没有竞争。
Alfonso:竞争力还是很高的，教育水平已经有事实表明了还是不错的，给大家一个数字，这些研究生的话，考分都很高，而且在国企的几年中可以说是翻了7倍，通过GMI的考试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很高的考试，从这点角度来说，当然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由于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实际上正吸收你的心态和观点进行一些调整，这一点是供中国思考的。 cary:我们的学生是非常宽泛的，我们要有全球化的思维，刚才你说的GMI考分很重要，我不是特别的同意，中国的GMI考分就是高的。
Della：谈到了这个女士，好像也有一些GMI考试方面的成绩。
Alfonso: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从中方的妇女占比的话，考GMI的中国女士是66%，从性别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而且在过去的七年当中，这种占比一直是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种趋势，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士参加GMI的考试成绩也不错。 杨贤：我认为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是说中国是否拥有竞争力，去欧洲看一下，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更重要一点，就是说首先对知识有一种渴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判断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我想说的是交流的基础，跟人打教导，跟自己打教导，还得说出怎么好，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有所发展。在这个过度期的话，能做一些发挥的事情，作为个体起码这方面的特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