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虽然美参议院的人民币法案离法律还远，但美国民众对人民币的怨怒却明显加深。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上，可谓行动的巨人、宣传的矮子。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卢锋：从近年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增长特点看，中国或将告别两位数经济增长率，未来应适当调减经济增速预期。

据欧洲环境总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初步估算，由于经济正在复苏，加上去年冬天异常寒冷使得消费者取暖时间更长、能耗更大，欧盟2010年碳排放量比前一年上升了2.4%。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中国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的反映。大量灰色收入也为高利贷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聂日明：利率管制下的紧缩货币政策，造成了严重的信贷资金不均衡，虽然短时间国企和银行是得利的，但一旦非正规金融出现风险，势必会快速扩散到金融全局。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资源税从“以量征收”到“以价征收”的新办法，一字之差，背后却有着数百亿元的利益冲突。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房价问题、央企问题、法治问题，都构成了对公众的“隐性税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以“不正义的方式”迅速扩大。

用西藏之水解救中国北方的水危机？“朔天运河”方案曾让很多人关注，但环境网站“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周维在最近的一次沙龙中，发现有很多科学家质疑这一方案。

9月14日，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公布了其最新一期的世界顶尖企业碳排放报告。该项目负责人保罗•辛普森在接受环境网站“中外对话”助理编辑奥利维亚•博伊德采访时，谈到环保也会带来效益，经济衰退并非全是坏事。

当“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涌入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在那间敞亮的大厅里观赏海景时，他们会看到这个荣登国际宜居排行榜的中国城市喜欢自我描述的形象：干净、现代的国际都市。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卢俊卿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合影经济”。与官员的合影都具有如此威力，足以说明政府权力膨胀到了惊人的程度。

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学家谢栋铭：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霸主地位难以动摇，揭示人民币离岸中心竞争只有亚军争夺战。伦敦和新加坡均意欲成为新的中心。亚军之杯鹿死谁手？

中国国家统计局(NBS)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而7月份的涨幅为6.5%。CPI是衡量通胀水平的关键指标。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生王子：在中国征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给，从而在快速城市化中拥有创造信用的强大能力，从根本上造成地方债的迅速膨胀。

财经媒体人由曦：中国央行此次扩大存准金缴纳基数，据市场估算，效果或相当于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央行仅以通知下发商业银行，透明度值得商榷。

北京空气质量恶劣，交通拥堵，只有少数居民充分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经济学人智库》却将北京列为中国内地最适宜居住城市。这既可悲又好笑。

中国政府希望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所以支持电子行业的发展。但环保人士表示，电子生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中国5家环保组织最近谴责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构成了系统性污染，而作为苹果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富士康自然在主要谴责目标之列。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自由交换方面，中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最近的一些限购措施，包括房地产、汽车限购等，让中国在朝着远离市场经济的方向走。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近年来，违规项目一再上演，彰显了社会治理规则的失序。更令人忧心的是，公众屡屡诉诸群体性事件，埋下社会不安定的种子。

贝莱德高级执行董事费希尔：由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推动的2010年末股市上涨和投资者信心增强的情形，已经为2011年上半年的经济疲弱和前景不确定所取代。

霍勒菲尔德为环境网站“中外对话”撰写：假如柏林的政治家对核电的危险像对经济危机一样敏感，他们便会终止现在激进的能源实验。

中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NDRC)已叫停地方政府批准的主题公园项目建设。此次禁令针对的是预计投资在5亿元人民币（合7800万美元）以上或占地面积在20公顷以上的项目。

读者wjsxhz：如果说上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基本面，这次危机反映的则是政治制度的内在弊病。政治斗争削弱了政府坚持正确经济政策的能力。

中国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接受《中外对话》编辑孟斯采访时说，立法之路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市场的原则是双赢，赌博则是零和游戏。如果价格不是由正常供需决定，而是由投机者决定，价格发生混乱，市场就变成了赌场。限制过度投机，有利于缓解贫富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中国发改委近日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为保障房筹资。在地方政府债务已是高企之际，这只会让债务膨胀有了更名正言顺的理由。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倪金节：中国通胀形势愈发难以控制，根源在于政府不愿承认在金融、农村和产业政策上已经犯错的事实，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