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

读者ccshen2000：认为中国是“一放便乱”的论调很有市场。但很多人认为的“乱”实际是“活跃”——市场的活跃、思想的活跃，最终引导民族活跃和复兴。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中国经济几个关键因素：消费与储蓄结构、政府管理成本等，经济增长率仍有可能继续保持在9%以上。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回首中国改革之路，三中全会、邓小平南巡、入世成就了今日中国经济。靠政府投资所推动的高增长一旦下行，可能导向经济衰退。在政府征税和花钱越来越上瘾之时，当“市场化改革红利”消耗殆尽之日，整体改革如何推进？

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抗议者表达了对金融业的不满。如果能促成金融界发生积极的变化，抗议者的呼声就不会成为一场空。

中国内地撰稿人陈飞翔：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将大明帝国必然衰败的机理剖析在世人面前，今天读来，也有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中国既然会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地抛弃计划经济模式，那么，在欧洲出了问题后，中国也完全可能会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最近吴敬琏警告称，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改革不仅必要，眼下也是改革“窗口期”。

民间历史学者维舟：革命常常让人忽略发生在它之前的“小修小补”。“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的思维惯性延续至今，然而“从根救起”最终也可能变成“连根拔起”。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刘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中国改革的症结在政府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政府审批权，减少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实现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INS国际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刘远举：如果缺乏顶层设计和底层消费者权益乃至公民权利的建设，对铁道部“去行政化”的呼吁也许只是美好愿景，并非良策。

读者tender78：吴晓波笔下的工人的确是在为改革付出代价。但是这不是否定改革的理由。这些代价早就存在，只是曾经的体制没有把它们具体化而已，最终都要承受。

瑞银高级经济顾问玛格纳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摆脱了贫困。但在引领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上，中共必须具备远胜以往的灵活性。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李华芳：中国新一轮改革如果继续注重增长战略，那么带来的边际效果已经很低；如果转而注重分配战略，那么必然意味着“没有共识”。

读者picriccafe ：并不是执政者和大众之间缺乏共识，这两层恰恰是最有共识的。与他们缺乏共识的，是行政者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先富起来的人群）。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蓝图”，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识所维持的。但改革行程过半，共识已然需要激浊扬清。

读者wmf680203：现在的改革，一定要转变几千年来“官为民做主”的思路，一定要本着民主科学的态度，让人民充分参与，让任何改革成果都惠及每个社会阶层和民众。

读者ESeraph：这些朴素的实用主义（甚至是功利主义）共识，在改革前期起到了突破思维牢笼的作用。但现在来看，这些思想建立在小农意识之上，而非现代管理理念。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特征，模糊了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很多人认为，“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明天就自然会改变”。这样的观念背后，存在五个认识误区。

中国政府似乎将以一系列更为“锋利”的微观工具，来取代此前较为“粗钝”的宏观工具，这种针对性更强的动态体系是一种进步，但未必能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